而張海也算是做了這麼多年的匪徒強盜，第一次遇到態度這麼好的地方官，覺得高郵的這個知軍態度很不錯。在自己帶著手下吃好喝好後，又笑納了送上豐厚財物，也就守了承諾沒有去劫掠百姓，而很開心地離開了。
之後，朝堂對於晁知軍的行為該不該懲罰，也是一頓地爭吵。最後還是當時為相的范仲淹袒護了他，判了個“事有可恕”。
之後高郵的駐軍兵力開始加強，但最終也只能形成一種表面的平衡：匪盜藏於湖蕩鄉野佔據一方，輕易不會來騷擾城池。而官兵也就一直呆在城裡及軍營的附近，只確保城池的平安，輕易也不會去下鄉剿匪。
大家兩不相煩，各獲平安。
而各任官員，尤其是文官，骨子裡對於盜匪的恐懼，嘴上不說，心裡都還是明白得很。
那個說“當官的也怕湖匪”的劉大千，就是之前因災民安置不當而被免職的縣班頭劉用的兒子，他老頭子丟掉了那個職位，可是可以為自己不斷大把撈錢的金路子。
如今求人無用，只得天天在家喝酒，說是過了秋天就連他的學費也交不了就要退學了。所以劉大千便成了恨秦剛的一幫人中最積極的一個。
之前張徠最能壓得住秦剛的一點，就在於他在縣衙裡當差的二叔。但是現在，秦剛的官品都已經高過知縣了，更不要說眼下他與毛知軍之間的特殊關係。
所以不論是張徠還是劉用心裡都明白，對付秦剛，如果要是走官府這條路，是鐵定走不通的，這也是他們開始琢磨其它的路子與方法的根本原因。
劉用能聯絡到湖匪並不奇怪。
他一個做衙役班頭的，在官匪平衡的相對關係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節。
在雙方都無法完全管控的地區，既有湖匪需要官府出手解決的事，也有官府需要湖匪出馬搞定的人。大家在不涉及到根本利益時，相互出點錢、相互進行一點合作，這就是所謂的“官匪一家”概念長期存在的社會基礎。
當張盛富已經明確“明哲保身”之後，不甘罷休的張用提出了“聯絡湖匪，花錢買兇”的方案，對此，張徠也是頗為心動的。
讓湖匪出手的好處在於，他們認錢不認人，只要能夠得手，最終問題也能根本性地解決。
在高郵死於湖匪手下的人命，一年不止幾十人，秦剛有官身又怎樣？不過也是個沒有差遣的選人而已。
有毛知軍的後臺又能怎樣？誰會為了他這一個人去發兵剿匪呢？
笑話，就算有了明確的發兵命令，大不了這些當兵的也就是敲鑼打鼓地鄉下湖蕩裡巡邏示威一圈，也就算是交差了。
當然，這樣做的風險也是極大的，就是萬一失手了，甚至再嚴重一點，訊息被洩露了出去，對於張家而言，“勾結匪徒、謀殺官員”的罪名，怎麼著都是抄家滅族的大罪。
所以，丟了吏員身份的劉用可以一身光棍地拼了，可張徠還得考慮清楚，值不值得押上整個身家的代價來冒這個險。
對於夏木，他也有自己的判斷。之前這個小子的確算是跟著自己屁股後面轉、向來也是看不慣寄養在自家的表兄胡衍。
所以，要是站在過去的環境與前提情況下看，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因為無論是秦剛、還是胡衍，都是不名一文的窮措大、破落戶，還遠遠沒有達到今天所能到的地位與身份。
但是現在在問題在於，情況已經變了，誰能保證夏木會不會在這個時候轉身去投靠秦剛呢？
所以，夏木哪怕只是知道了一點點風聲，都會讓這個未曾下了決心的計劃，帶來了不可預知的風險。
張徠緩緩地說出了自己的擔心，這樣聽來，包括劉大千也不敢保證了，他遲疑地說：“徠少爺，要按你說的來看，這事咱們幹不了了？”
張徠坐在那裡，空手往桌上一搭，李二寶立刻重拿了一隻新酒杯，給他倒上。
“如果夏木現在要和胡衍勾搭在了一起，想辦法來從你們身上打探訊息的話……”
聽著張徠說出了這半句，劉大千的臉色也有點發白了，啜著嘴說，“那是不能做了。”
“錯！”張徠猛地幹了一口酒，露出了果斷兇猛的眼光，“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這事反倒就值得我們做一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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