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世伯，國者，人之所建；人者，國之所依。所以，國雖無形，卻具人之神韻，國雖無壽，卻同人之盛衰。所以，聖人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國之天下之大，皆可應世間的大道至理。此為一也。”
秦剛並不關心李清臣的反應，繼續說道：“人之老少，其本質在心，心少則人之志高；國之老少，其本質在民，民少則國如朝陽、氣如奔流。所以靜觀人之一生，時光如駒，一去難返，縱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卻也難抵身衰氣竭之自然規律。而國則不然，國之盛衰，雖有起伏、但有迴轉。昔日大漢初立，景帝之治、武帝拓疆，何如少年之熠熠飛揚年華，此後哀平二帝積弊，便為漢之衰老，以致王莽竊政，國祚不再。但民心猶存，便可再有光武中興。大唐縱因安史之亂而衰，但也有可有元和中興之盛。此為國之幸也！”
秦剛的這一番補充，算是將那篇《少年華夏說》再往上拔了一個臺階，也就是點明瞭，人生之少年可能過去也就不會再來，而國之少年卻可以因為執政者的理念更新而再造青春。實際上也從另一個角度將自己從別人惡意影附地“貶後褒帝”的爭端中解脫出來了。
李清臣此時開始驚訝於秦剛的眼界與認知高度了，就拿剛才所說的話來看，就算是直接落筆成文，也將會是一段相當精闢精彩的策論。而對比之下，更是覺得陪坐於一旁的自己小兒子的不成器。
此時，坐在旁邊的李禠雖然對陪著過來的決定有一點點的後悔，不過他有一個好處，就是臉皮很厚。儘管餘光裡已經察覺出父親凌厲的眼光不時掃向於他，但他就是能夠摒牢只看秦剛，並不斷給自己打氣：
“我只看秦剛，秦剛是我朋友，我朋友之榮耀也是我之榮耀，父親的眼光我沒看到，看不到……”
“賢侄所言，‘人之老少在心，國之老少在民’甚是精闢啊！果然是才思出眾、年輕有為之士啊！”李清臣不悋贊之。
秦剛慌忙站起行禮道：“得世伯盛讚，小侄惶恐不已。”
“你當得的！”李清臣一擺手，上位者之氣勢展露無疑，“老夫聽禠哥所言，賢侄入京還帶得生意若干，最近流行之銀霜炭也是你家的生意？”
“家父經商，族人生活多賴生意支撐。此次小侄入京，順帶聯絡些特色貨物，也是委託京城商號合作發賣，佔不得什麼時間。”
“那就好。”李清臣點點頭道，“老夫之前知你文采出眾，今日一敘便知你志向深遠，絕非池中之物。所以有言相告，不可在這商賈營利之事上分心費神，以免得不償失啊！”
秦剛自然聽出李清臣的拳拳惜才之心，不過他也想到，要得這名差點被歷史塵埃所掩的千古奇臣所看重，僅僅只做一名聽話的乖學生是遠遠不夠的，當下想定，便穩穩地開口道：
“謝過世伯的愛護之言。但是小侄卻想：縱有濟世安民之壯志，也須有腳踏實地的身體力行。小侄自幼隨家父行商，行走阡陌之間、過手緇銖之利。卻因此識民間勞作之辛苦、察百姓生活之不易。經商一事，看似低販高賣，求財爭利。實則互通有無、聯接供求，令天下財貨兩暢。即使如司馬君實此等食古不化之人也要承認：商賈也是與農工一般，是為社會財富的來源也。”
秦剛這句對司馬光似褒實貶的評語，卻令李清臣心裡一笑：這個小子的傾向性未免也太明顯了吧！
“自古君王凡有作為者，無非‘富國強兵’這四字。富國者，絕非只有糧食增產，百姓民眾的吃穿住行、生活百用之物，離開商賈，皆是寸步難行；強兵者，也非全憑士卒勇猛，這軍糧補給、物資補充、甚至到武器修理以及戰馬販賣，哪一處能離得開商人的參與呢？”
秦剛的這番解說雖有點新鮮，但也言之有理，更是新法施行過程中的重要理論支撐。
“我大宋自立國以來，一直強敵環伺。北有惡遼，西有兇夏。可知為何不是他們防備於我，而是我們防備於他們？”
雖遭反問，但李清臣卻沒有任何反應，倒是一直沉默著的李禠試著回答說：“是因為他們是蠻夷、而我們是堂堂華夏！”
“也對，也不全對。”秦剛微笑道，“蠻夷多為游牧之民，居無定所，糧無定出。豐年雖可飽餐，災年卻只能靠劫掠。這便是他們千百年來，始終不肯放棄侵掠中原的最根本原因。然而自澶淵之盟以來，宋遼之間已有百年和平。為何？邊境榷場，日漸興盛；年年歲幣，獲利頗豐。對於遼人而言，既然透過行商交易，就能解決困惑他們的生存難題，又怎會捨近求遠選擇戰爭呢？”
“那西夏卻為何不選擇與我們做生意呢？”李禠提出了他的疑問。
“北遼地廣千萬裡，除了大批的牛羊肉、動物皮毛之外，還有人參、藥材，鑌鐵等等，都是我大宋百姓所需要的。然後，我們大宋生產豐富、產量富餘的各種絲綢、瓷器以及茶葉等物資便可大量銷售出去。但是西夏則不同了，其地小民寡，又是大漠戈壁，他們所擁有的青鹽等物，也只能滿足於關西地區，此外就幾乎很少有物品資源可與我大宋貿易，所以，這也就是他們幾經選擇，最終仍然是返回了透過戰爭掠奪物資的原始選擇。雖然說，國之軍事邦交，絕非我秦剛一小小的學子所能看得透的。但是，世間萬事，多有起於微末、發於華枝。小子斗膽，從經商通榷之角度，看我大宋對遼、對夏之政策，也應是因對手的不同、其社會自然背景基礎的不同，須持不同之政策，而對某些相同之手法，也應有不同之判定。不可一概而論。”
李清臣身在中樞多年，雖然並不直接負責軍政外交之事務，但對於此等國邦大事，一開始聽到秦剛講起來，頗有點不以為然。不過是本著鼓勵後輩的原則，禮貌地聽之。
但是當聽到秦剛由商業角度而講到對於遼國、西夏應持不同的政策等等觀點時，他不由地一下子想起了最近有過的一次朝堂爭論，於是他便開始發問：
“賢侄既然對我宋遼、宋夏紛爭有所研究，不知對於代州之北的割讓與米脂四城的割讓各有什麼看法？”
所謂代州之北的割讓，是發生在熙寧八年到十年的事情，當時是因宋神宗的河湟開邊正處關鍵時期、南方又有交趾之亂的大背景之下，不得已對遼國而退讓。但因當時主政的宰相正是王安石，所以便因此事被舊黨一派安上了割地賣國的大帽子。
而米脂四城的割讓，卻是發生在元佑四年，由時任宰相的司馬光以“罷邊釁”為由，主動放棄送給了西夏。此等行為，卻被舊黨一派頌為“以德服人，止息干戈、救民於倒懸”的偉大行為。
即使是眼下，捲土重來的新黨欲改變對這兩件事的既有評定，從而開啟一個反攻舊黨的重要缺口，但在廷爭的辯論中，還是難以撼動目前人數仍佔優勢的舊黨一眾。
“小侄在高郵與眾師友也多有辯論，但彼此之間共同遵循一條公認之原則，那就是‘實踐是檢驗大道的唯一標準’，但凡有爭論、有觀點異同，無須糾纏於口舌言辭，雙方擺下事實各自檢驗就是的。要看代北之割讓與米脂之割讓的得失異同，直接看結果就行。正如小侄之前所提，宋遼之間，通商已成大勢，代州割讓至今已近二十年，宋遼幾千里邊境線平和至今。而米脂割讓不出五年，西夏與我邊境的戰火又何曾熄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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