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自己在大宋時代的歷史責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秦剛曾以“靖康之恥”為重要目標點：
一則，算了距離靖康元年還有二十多年！這麼長的時間，看看如今已初見成效的流求，還有南洋及北方九州基地，按照當時的“猥瑣發育”策略，秦剛相信，建立起一支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不僅可以到時抵擋住北方女真的鐵騎，甚至包括平定西夏、南收交趾等宋王朝一直未曾恢復的漢唐疆域，理應都不在話下！
再則，這些年來，如趙駟、宮十二這些篳路藍縷、一路走來的死忠之士，對於趙宋皇朝取而代之的想法一直十分強烈。只是，身處於這個時代，秦剛更是深刻地理解，一個王朝的興衰更迭，絕非簡單的能者居之這麼簡單。龍椅上的皇帝，不再是單純的一個人，而是此時所有階層、勢力以及內外各種力量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所以，昏君會有很多，亡國之君仍然需更多條件。
這也是在真實歷史軌跡中，即使是昏庸無道的趙佶，夥同無法無天的北宋六賊，將整個大宋天下折騰得山河無色、家破人亡後，卻依舊還能穩坐龍椅那麼多年。若不是女真鐵騎南下，將如錦似畫的中原大地生靈塗炭，只怕這個無德無能之君，還真能在這個皇位之上善始善終。
實際上，經受過現代文明教育過的秦剛，並沒有太強烈的要滿足自己臨朝稱帝的私慾，而無腦地沿襲弊端橫生的君主制。秦剛雖然認為自己足以做個開國明君，可他又如何保證世襲的後代中，不會再出現諸如秦二世胡亥、晉惠帝司馬衷以及眼前的這個趙佶這樣的不肖子孫呢？
當然，秦剛更清楚，來自現代國家文明中的各種民選政治、民主體制，同樣也無法生搬硬套到眼前的大宋社會中。任何時代的政治體制，最終都是與此時的經濟發展、文化進步、社會階層以及民智開化程度息息相關。
秦剛在流求能獲得的一系列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方面的變革成功，有著三個重要的基礎條件：其一是流求沒有歷史舊賬，未曾受到傳統皇權影響；其二流求地理封閉，各項改革都容易在一個全新的單一社會環境中試錯並及時調整；其三便是得到了秦觀等第一批開拓者的君子品行保障，同樣成為難以逾越的寶貴政治資產。
要想把流求模式推向全天下，秦剛首先得嘗試讓它們在東南各路小心推廣。因此，眼下既不能與北方的朝廷徹底翻臉，更還得在杭州這裡保留並舉起尊崇太子趙茂的旗號！
秦剛需要足夠的時間與空間，來慢慢消化並實現這些政治改革的推進成果。
比如，回到杭州之後，縱使有了呂惠卿等人盡心盡力地協助，秦剛仍然可以感覺到地方縉紳力量的制約作用。他們在事實上掌握了民間的輿論和法律，尤其在之前的京東東路，無論是想訓練鄉兵、徵集糧草、購買物資等等，幾乎都離不開縉紳階層的態度與意見。而也是在那裡有了他們的支援，才能在不動刀兵的前提下，悄無聲息地和平接收了一路之地。
同樣，在眼下未能觸及的多數中原各路，更多的都是支援正統朝廷的縉紳。只有與流求相鄰的東南幾路，或者是被蔡京一黨魚肉荼毒得忍無可忍、或者是羨慕於流求那裡蒸蒸日上的海貿豐利而動心不已，東南縉紳作出了最正確的選擇，最終也支援著這幾路的官吏投向了秦剛與太子這邊。
從根本而言，地方縉紳力量往往更傾向於執行模糊的政治態度，不管誰掌握政治權力，只要不公開洗劫並消滅他們，他們甘願為任何人效力。在之前的千百年歷史中，強秦盛漢過去了，三國魏晉過去了，南北朝及隋唐也都過去了，不論誰做皇帝，他們永遠都是地方資源的直接掌握者，永遠只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與存在而奔走努力，只要是皇權，他們都願意低頭合作。
即使在外族入侵、山河淪喪時，那些中原縉紳，同樣願意低頭接受女真人的統治，蒙古人的管理，縉紳永遠不會有什麼愛國情操！他們也不需要專一忠誠於哪個皇帝！
在大宋，唯一有所改變的，是出現了強大計程車人階層。
雖然因為經濟條件，士人多出自於縉紳，又或者縉紳中多出士人。但士人因為深受儒家理念的薰陶，自詡為天下道義的掌握者與擁護者，他們這一群體甚至產生出近似於宗教式的理想追求與信念堅持。尤以關西張載的“橫渠三句”為突出代表，士人階層突破了縉紳階層短淺的目光，將追求目標由小利轉化為大義，更在面對外族入侵的關鍵時刻，大力宣揚並強調著民族氣節與忠君愛國的思想。
秦剛來到大宋之後，他自身的成長，同樣也在沿著士人成長路徑前進：讀書、科舉、為官、施政、義行天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是趙宋皇家最成功的政治投機，用這樣的一句話，就把天下士人的利益與自己捆綁在一起，使得無數士人甘願成為趙家家臣、皇宋鷹犬。
縉紳階層可以“有奶便是娘”，士人階層卻能堅持“捨生而取義”！
因此，秦剛需要足夠的時間，以經濟變革來拉攏縉紳，以文化變革影響士人！
秦剛的經濟變革分兩大抓手：貨幣發行與海貿管控。
一開始，包括呂惠卿在內的多數人都不明白秦剛為何非要爭奪大觀新錢的鑄錢業務。尤其是其中額外貼補銅料的高質量折十錢。在看到江南東路同樣將鑄錢業務轉包給杭州後，更覺得秦剛此事費心不討好——白白奉送了大筆錢息給了始作俑者的蔡京。
不過，秦剛卻信心滿滿地說了句富有哲理的話：“讓利箭再飛一會兒！”
很快，嗅覺靈敏的官員發現，秦剛之意非在銅錢，而是同為貨幣的四海錢引。
很簡單的道理，面對蓬勃發展的經濟，折十錢雖然緩解了銅錢使用不方便的問題，但解決效果並不佳：以一折十，數量與重量只是減少了有限的一點，真正動輒成千上萬貫交易的商人，還是需要銅錢以外的貨幣。
而立足杭州的四海銀行，因為參與南錢的鑄造，一下子積累起了足夠的金融信譽。如今天下商人都知道四海銀行除了擁有充足的銅料，還在各地分行裡，繼續推行他獨特的“金山銀海”的擔保實力。所以，當南錢逐漸佔據市場主流後，四海銀行的紙鈔錢引，更是同步擁有了巨大的權威性。
紙幣的模式就是這樣，使用的人越多，它的幣值就越堅挺！幣值一旦堅挺，就不太會有人非要將它兌成現錢。
而只有呂惠卿等極少數核心的高階官員才能從秦剛這裡獲知到真正的背後資料：大觀元年僅僅才到七月，兩浙、福建以及麻逸、象林四地的錢監已鑄大觀新錢六十萬貫，幾乎頂得上大宋歷史上最高一年的鑄幣量。但是同時四海銀行所發行的四海錢引卻已達到一百五十萬貫。所以，若從賬面計算，六十萬貫新錢裡大約有二十萬貫是代北方錢監所鑄，相當於白白贈送了朝廷約五萬貫的銅料貼補，但四海銀行發行的一百五十萬貫錢引，卻相當於收回了純純一百五十萬貫的錢息。
秦剛所言的那支離弦飛行的利箭，在穿越了一片撲朔迷離的迷霧之後，終於如他所言，“呯”地一聲擊中了最重要的目標。
而失去了銅錢作保證，蔡京在京城挑了幾家錢莊推行的所謂大觀錢引，竟然連京城錢莊的櫃檯都走不出去，除了他們自己，幾乎沒有外面的商人與店鋪願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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