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以蠻族入主中原，治國粗糙，盛行“包稅制”。
將徵稅權承包給色目人或地方豪強，朝廷只需坐收定額，不同來源，不管過程。
在這種體系下，官員的正式俸祿往往微薄且時有時無，其真正的收入來源，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在包稅過程中上下其手，在管理職權中自行“創收”。
這種“低基本俸祿+高灰色收入”的模式，使得元朝官吏對俸祿的多寡並不真正敏感。
他們早已習慣了將權力直接變現的操作，將盤剝視為常態乃至理所應當的補充。
大明太祖朱元璋起於微末，深恨元末吏治腐敗，貪官汙吏橫行。
立國之初，他力圖革除前元弊政，試圖建立一套清正廉潔的官僚體系。
相比元朝，他降低了官員俸祿標準，更多的是以本色發放，也就是糧食之類。
其本意或許是希望官員們能體恤民艱，保持簡樸。
然而，太祖忽略了或者說低估了元朝近百年統治所塑造出的官員生態和財政習慣。
許多從元末過渡而來計程車紳官員，以及在新朝透過科舉進入仕途。
卻深受那種社會風氣影響的人，潛意識裡仍然延續著前朝的思維。
朝廷的俸祿只是象徵性的基本口糧，真正維持體面生活乃至光耀門楣的財富，需要靠手中的權力去經營和獲取。
他們表面上遵循太祖的嚴刑峻法，不敢過於放肆，但骨子裡並未真正認同那種低俸祿所要求的道德苦行。
於是，“俸祿不足”很快成為整個文官系統心照不宣的共識和抱怨的藉口。
彷彿只要不斷強調俸祿太低，他們後續的任何額外收入就都有了被迫無奈的合理性。
這種心態，與數百年前的宋朝官員形成了鮮明而諷刺的對比。
趙宋天下，得於五代十國那武夫當國，文士如犬的極度混亂時期。
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皇帝輪流做，武將動不動就黃袍加身，文官地位低下，性命如同草芥。
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決心以文抑武，再造太平。
為了徹底籠絡文人集團，防止武人篡位的悲劇重演，趙宋王朝給了文官前所未有的社會地位。
他們是從一個文官毫無安全感，待遇極差的時代過來的，所以新朝給予的優容和富足，讓他們倍感珍惜和滿足。
也極大地增強了文官集團對趙宋王朝的認同感和忠誠度。
他們從未經歷過宋朝文官那種從地獄到天堂的待遇飛躍。
反而覺得明朝給的“基本口糧”還不夠塞牙縫，遠遠無法匹配他們自認為應有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水準。
因此，他們抱怨俸祿太低的聲音，從一開始就比宋朝官員理直氣壯得多，也更容易引發共鳴。
因此，即便兩朝俸祿實際水平可能相差並不懸殊，但宋朝官員的感受是備受優待，值得珍惜。
而明朝官員的感受則是遭人苛待，理應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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