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 10 月 14 日的午夜,松遼平原被墨色的夜幕徹底籠罩,只有幾顆疏星在雲層間隱約閃爍。吉林開往大連的 634 次旅客列車像一條鋼鐵巨蟒,在廣袤的黑土地上飛馳,車輪撞擊鐵軌的 “哐當 —— 哐當 ——” 聲,伴著窗外掠過的白楊樹影,成了這個深夜裡最有節奏的背景音。
列車行至後半程,車廂裡的喧囂早已褪去。硬座車廂裡,不少旅客靠在椅背上打盹,嘴角掛著淺淺的涎水;硬臥車廂的過道里,值班乘務員提著電筒輕步巡查,偶爾幫旅客掖好滑落的被子;而位於列車中部的軟臥車廂,更是安靜得能聽見旅客均勻的呼吸聲。3 號軟臥包廂的門虛掩著,透過縫隙能看到下鋪的旅客正低頭看著檔案,上鋪的兩個男人則靠在枕頭上,一個假裝閉目養神,一個把玩著手裡的打火機,眼神卻時不時瞟向下鋪的人。
李建國是吉林市一家機械製造廠的業務員,這天他要去大連談一筆裝置訂單,就住在 3 號包廂斜對門的 4 號包廂。晚上 11 點多,他覺得有些餓,便拿著搪瓷缸去餐車泡了碗泡麵,又買了個茶葉蛋,慢悠悠地往回走。走到 3 號包廂門口時,他無意間瞥見門沒關嚴,正想抬手幫著帶一下,一股淡淡的腥氣突然鑽進鼻腔。不是食物變質的腐味,而是帶著鐵鏽感的血腥氣,像極了他小時候在鄉下屠宰場聞到的味道。
“奇怪,這軟臥車廂怎麼會有這味兒?” 李建國皺了皺眉,下意識地推了推 3 號包廂的門。門 “吱呀” 一聲開了條更大的縫,那股血腥味瞬間變得濃烈,直衝鼻腔。他捏著鼻子探頭往裡看,眼前的景象讓他渾身的血液瞬間凍結:左側下鋪的旅客蒙在被子裡,一動不動,而一把木質刀柄的剃骨刀正插在被子中央,暗紅色的血漬從被子邊緣滲出來,沿著床沿滴落到地板上,在昏暗的燈光下匯成蜿蜒的溪流,連鋪著的藍色地毯都被浸成了黑紫色。
“啊 !” 李建國的搪瓷缸 “哐當” 一聲掉在地上,泡麵撒了一地,滾燙的麵湯濺在他的褲腿上,可他卻感覺不到絲毫疼痛。他連滾帶爬地往乘務員室跑,聲音因為恐懼變得嘶啞:“殺人了!3 號包廂殺人了!”
值班乘務員劉芳剛在臺賬上記完最後一筆,聽到喊聲猛地站起來,手裡的鋼筆都掉在了桌子上。她抓起對講機就喊:“張乘警!張乘警!3 號包廂有緊急情況,速來!” 正在硬座車廂巡查的乘警張建軍接到呼叫時,正幫一位老大娘找丟失的老花鏡。他心裡一緊,把老花鏡塞給老大娘,拔腿就往軟臥車廂跑,腰間的警棍隨著奔跑的動作來回晃動。
趕到 3 號包廂門口,張建軍先讓嚇得渾身發抖的李建國站在遠處,自己則掏出手電筒,輕輕推開門。光束掃過包廂內部,下鋪的被子鼓起一個人形,剃骨刀的刀柄在燈光下泛著冷光,地上的血跡已經凝固成了暗紅色。他又照向上鋪,兩個鋪位空空如也,只有鋪位上殘留著幾根黑色的短髮,枕頭上還沾著一點不屬於下鋪旅客的纖維。
“所有人不準靠近!” 張建軍掏出警戒帶,迅速把 3 號包廂門口圍了起來,又用對講機通知列車長:“列車長,3 號軟臥包廂發生命案,請求立即聯絡瀋陽鐵路公安局,我們需要刑偵支援!” 列車長接到通知後,一邊透過廣播安撫旅客情緒,一邊緊急聯絡瀋陽鐵路公安局指揮中心,此時列車剛駛過遼陽車站,正朝著鞍山方向行駛。
凌晨 1 點 20 分,列車停靠鞍山站。站臺上的燈光昏暗,幾個穿著藏藍色警服、提著勘察箱的人快步跑過來 —— 他們是瀋陽鐵路公安局的刑偵技偵人員,接到通知後連夜從瀋陽趕來,專門在鞍山站等候。為首的老王從事刑偵工作二十多年,見過不少血腥現場,可走進 3 號包廂時,還是忍不住皺了皺眉。
“小李,先提取刀柄上的指紋,注意不要破壞痕跡。” 老王一邊戴手套,一邊對身邊的年輕民警說。小李點點頭,從勘察箱裡拿出指紋粉和毛刷,小心翼翼地在刀柄上刷了起來。“王隊,指紋很模糊,像是戴了手套留下的。” 小李的聲音有些失望。老王沒說話,蹲下身檢視地上的血跡,用鑷子挑起一點凝固的血痂,放進物證袋:“死者應該是在睡夢中被襲擊的,你看被子的形態,沒有明顯的掙扎痕跡,兇手可能是熟人,或者是趁死者熟睡時動手的。”
他們又檢查了上鋪的鋪位,小李用膠帶粘取了枕頭上的纖維,又把那幾根黑色短髮裝進物證袋:“王隊,這些毛髮和纖維得回去做 DNA 比對,說不定能找到嫌疑人的線索。” 老王點點頭,又看向包廂門口的門鎖:“鎖芯沒有撬動痕跡,兇手應該是和死者同包廂的旅客,或者是有包廂鑰匙的人。”
此時,列車長已經查到了下鋪旅客的身份資訊:許銀,36 歲,吉林輕型車廠銷售處駐武漢辦事處負責人,這次乘坐 634 次列車去大連,是為了和當地一家汽車配件廠簽訂銷售協議。“許銀的家屬聯絡上了嗎?” 老王問列車長。列車長搖搖頭:“我們試著打了他身份證上登記的家庭電話,沒人接,可能是太晚了。”
凌晨 3 點,勘察工作基本結束。技偵人員帶著提取到的血跡、毛髮、纖維等物證,乘坐警車返回瀋陽進行鑑定;張建軍則留在列車上,對軟臥車廂的旅客逐一進行詢問,重點排查案發前後有沒有看到可疑人員。可詢問了一圈,除了李建國,其他旅客要麼在睡覺,要麼沒注意 3 號包廂的情況,線索似乎一下子斷了。
第二天早上,許銀的妻子王麗接到了瀋陽鐵路公安局的電話。她正在吉林市一家醫院的護士站核對醫囑,聽到 “許銀遇害” 的訊息時,手裡的病歷本 “啪” 地掉在地上,眼淚瞬間湧了出來。“不可能!昨天晚上他還給我打電話,說等簽完協議就回家陪兒子過生日……” 王麗的聲音哽咽著,幾乎說不出完整的話。同事趕緊扶她坐下,給她倒了杯熱水,可她握著杯子的手一直在抖,熱水灑了一地。
王麗趕到瀋陽時,許銀的遺體已經被送到了殯儀館。她隔著玻璃看到丈夫躺在冰冷的停屍臺上,身上蓋著白布,眼淚更是止不住地流。法醫告訴她,許銀身中 11 刀,刀刀都刺在腹部和胸部,致命傷是刺穿肝臟的那一刀,死亡時間大概在 10 月 14 日午夜零點左右。“他身上的現金、手機、BB 機都不見了,連皮鞋、西服都被拿走了,應該是一起圖財害命的案件。” 法醫的話讓王麗的心更痛了。
她知道丈夫這次去大連帶了 2 萬多現金,還有兩部剛買的摩托羅拉手機,那是他用來聯絡客戶的,沒想到卻成了兇手行兇的導火索。
與此同時,瀋陽鐵路公安局的會議室裡,氣氛異常凝重。局長坐在主位上,手裡拿著案件報告,眉頭擰成了一個疙瘩:“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例發生在旅客列車軟臥包廂的特大殺人搶劫案,公安部和鐵道部都很重視,要求我們儘快破案!” 他把報告往桌子上一拍,“現在,我們要把吉林和遼陽作為主戰場,一方面排查許銀的社會關係,看看有沒有仇家;另一方面,重點查詢 3 號包廂的另外兩名旅客,他們有重大作案嫌疑!”
可查詢這兩名旅客的過程,卻比想象中難得多。當時列車軟臥包廂還沒有實行身份證登記制度,旅客買票時不需要出示身份證,乘務員查票時也只是看一下車票,不會記錄身份資訊。劉芳回憶起案發前半小時查票的情景:“那兩個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個的是個瘦子,大概 45 歲左右,說話帶著點遼寧口音;矮個的是個胖子,不到 30 歲,一直低著頭,不怎麼說話。我查票的時候,高個的把我堵在門口,說裡面有點亂,不讓我進去,我當時也沒多想,就沒進去看。”
根據劉芳的描述,民警畫出了兩名嫌疑人的模擬畫像,影印了幾萬份,分發到吉林、遼陽、大連等地的火車站、汽車站、派出所,可半個多月過去了,還是沒有任何線索。有人推測,這兩名嫌疑人可能在遼陽站下了車,因為列車在遼陽站停靠了 5 分鐘,足夠他們下車逃跑;也有人說,他們可能在鞍山站下了車,混在人群裡溜走了。可不管民警怎麼排查,都沒有找到這兩個人的蹤跡。
案件遲遲沒有進展,王麗決定透過法律途徑為丈夫討回公道。她聘請了吉林市有名的律師張偉,以 “意外人身傷害” 為由,將瀋陽鐵路局告上了法庭。“我丈夫買了軟臥車票,鐵路局就有義務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現在他在列車上遇害,鐵路局必須承擔責任!” 王麗在法庭上激動地說。瀋陽鐵路局的律師則辯稱,這是一起刑事案件,兇手是外部人員,鐵路局已經盡到了安全保障義務,不應該承擔賠償責任。
這場官司打了一年多,1999 年 12 月,瀋陽鐵路局運輸法院作出判決:瀋陽鐵路局在旅客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疏漏,判處其賠償王麗 15 萬元。這是全國首例旅客在列車上遇害後獲得高額經濟賠償的案件,訊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了全國各大媒體的關注。《羊城晚報》率先發表了專訪,記者陳穎深入採訪了王麗和辦案民警,寫出了一篇題為《午夜列車驚魂:軟臥包廂裡的奪命案與 15 萬賠償》的長篇報道,隨後《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媒體也相繼跟進,社會各界對列車安全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而此時,“10?14” 列車命案仍然沒有突破性進展。鐵道部公安局將此案列為全國一號公案,瀋陽鐵路公安局調集了全域性 10 個公安處的警力,展開了大規模的排查工作。民警們的足跡踏遍了全國 30 個省市自治區,查閱了無以計數的犯罪資料,光是辦案經費就花了 70 多萬元。負責此案的沈鐵吉林公安處副處長趙彩文,更是為此熬白了頭髮。有一次,他帶著民警去海南排查一個嫌疑人,冒著颱風去鄉下,結果發現嫌疑人不是他們要找的人,回來後就感冒了,可他還是堅持在辦公室整理線索。“為了破獲此案,我們的足跡已經到過天涯海角,可就是找不到兇手的影子。” 趙彩文在一次會議上感慨地說,語氣裡滿是無奈。
為了防止類似案件再次發生,1999 年年初,鐵道部專門發出通知:從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旅客購買列車軟席客票必須持有個人身份證,車站售票視窗要登記身份證號,列車上乘務員要核對身份證資訊。這個通知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列車安全管理,可對於 “10?14” 案來說,卻沒能帶來任何新的線索。
時間一天天過去,轉眼到了 2001 年 4 月。全國嚴打整治專項鬥爭全面展開,公安部再次將 “10?14” 案件列為重點督辦案件,層層下發協查通報,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加大排查力度,適時展開破案攻勢。5 月 10 日,吉林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接到了省公安廳刑警總隊和科技處轉來的協查通報,同時收到了犯罪嫌疑人遺留在現場的痕跡物證 —— 正是當年瀋陽鐵路公安局技偵人員提取的毛髮和纖維樣本。
“這次我們一定要抓住兇手!” 吉林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支隊長宋有生拿著協查通報,激動地對隊員們說。半年前,為了提高刑偵工作的科技含量,吉林市公安局投入 150 餘萬元,購置了一套美國進口的指紋自動識別系統和 DNA 檢測儀,還專門派民警去北京參加培訓。負責操作這套裝置的,是資料科的張傑和他的助手曹瑜。
“張哥,你看這毛髮樣本,能不能提取到 DNA?” 曹瑜拿著裝有毛髮的物證袋,對張傑說。張傑點點頭,小心翼翼地將毛髮放進 DNA 檢測儀:“先試試,要是能提取到完整的 DNA,再和我們資料庫裡的犯罪資料比對,說不定能找到線索。”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張傑和曹瑜一直守在儀器旁。檢測儀的螢幕上不斷跳動著資料,兩個人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凌晨 2 點,DNA 檢測結果出來了 —— 毛髮中提取到了完整的 DNA 分型。張傑立即將 DNA 資料輸入指紋自動識別系統,系統開始自動比對資料庫裡的犯罪資料。
“嘀... 嘀...” 系統突然發出了提示音,螢幕上顯示出 7 個匹配度超過 80% 的人員資訊。張傑和曹瑜趕緊湊過去檢視,第一個是 1995 年因盜竊被判刑的人員,DNA 分型雖然相似,但細節不符;第二個是 1997 年因搶劫被通緝的人員,案發時正在監獄服刑,排除嫌疑;第三個、第四個…… 直到第六個,一個名叫梁世廣的人的資料出現在螢幕上,兩個人的眼睛瞬間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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