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能再在這裡混下去了。這個地方沒有出息的。”
收音機裡換了一首快節奏的舞曲，被電波干擾得斷斷續續，像是有人在水底下敲鼓。
“爸。南島國那邊建的那所大學，叫什麼——黎明大學。明年秋天開學。沒有圍牆，任何人都能去旁聽。只要透過畢業考試，發同等文憑。那個叫李晨的人把養老金統一標準了，從女王到搬磚工領一樣的錢。他還在議會里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
“議會提議讓他當校長，他說——你們不要嚇我，我初中畢業就混社會了，中專讀了幾年。爸，一個初中畢業的人，能讓女王簽字把特權廢了。你一個皇族後代，在這裡給軍閥蓋章。你們倆有什麼區別？”
“區別在於他在太平洋上填海建島的時候，我在鐵絲網裡面種木瓜。他把特權鎖死了，我在幫特權蓋章。他讓養老金統一標準，我讓軍閥的博彩牌照合法化。他填海三期驗收了，我蓋的信用券歸零了。他站在那裡就是意義，我坐在這裡只是個擺設。別人叫他李總，叫我陛下。但全世界知道南島國在哪兒的人比知道南鑼國的人多得多——不是因為他叫李晨，是因為他填了海。”
“那你送我去南島國。我想去黎明大學唸書。”
“為什麼想去？”
“我在南鑼國讀完了中學，但南鑼國的中學畢業證外面不承認。老師說我們國家的教育體系不在國際認證名單上，因為南鑼國本身就不在名單上。我之前想去曼谷念大學，人家一看我護照——南鑼國——說對不起，你這個護照我們沒見過。我說南鑼國是合法的國家，他說合法的國家為什麼沒人承認？我回答不了。”
朱孝廉站起來走到書桌前，從抽屜最底層翻出一個牛皮紙信封。信封邊緣已經磨出了白邊，紙面泛黃，背面用鉛筆寫著兩行字。他把信封遞給女兒。
“這是你媽留給你的信。她臨走前塞在你書包裡的，後來我收起來了。三年了。”
“什麼信？”
“你開啟看。”
朱盈盈接過信封，抽出裡面那張發黃的紙。紙面上是女人娟秀的字跡，墨水已經褪成了暗藍色。
“盈盈吾女。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媽大概已經不在了。媽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沒能讓你在一個像樣的國家長大。南鑼國的錢不是自己的，南鑼國的國王也不是自己的。但你是自己的。你要去一個不需要偷渡就能被承認的地方。你要去一個你能在圖書館裡看書、而不是在鐵絲網後面摘木瓜的地方。媽沒讀過什麼書，但媽知道一件事——木瓜樹根在鐵絲網裡面，木瓜就是自己的。你的根在南鑼國，但你的果子不能只爛在鐵絲網裡面。你要長到外面去。愛你的媽媽。”
朱盈盈把信紙翻過來，背面還有一行字。
字跡比前面更用力，紙面被筆尖壓出了凹痕——“盈盈，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了。我沒有別的東西留給你，只有一句話：你以後不管走到哪裡，別人問你從哪裡來的，你說從南鑼國來的。不要怕，南鑼國雖然小，但它的木瓜比別的地方甜。”
“我媽走的時候你讓我不要哭。你說哭會讓鐵絲網生鏽。我問你為什麼，你說鐵絲網生鏽了就會斷，斷了就攔不住人了。我說攔不住人不是更好？你說攔不住壞人，也攔不住好人。後來我懂了——你不是怕鐵絲網斷了，你是怕斷了以後沒有東西能證明南鑼國還存在。”
“爸。白正堂說李晨在南鑼國設了一個教育基金聯絡點。怎麼申請？”
“不用申請。教育基金會的人說，只要是南鑼國的學生，憑中學成績單就能申請。成績合格的，基金會包學費和住宿費。我說南鑼國的中學成績單外面不承認，他們說基金會承認——因為他們來南鑼國實地考察過，說這裡的孩子能在賭場和夜總會包圍下堅持唸完中學，本身就已經通過了最難的考試。”
“他們什麼時候來的？”
“上半年。來了兩個人，在南鑼國蹲了兩個月，走訪了幾十個村莊。他們說南鑼國的中學老師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字的時候，粉筆灰飄進窗戶外面的賭場霓虹燈裡。但教室裡的學生沒有一個往窗外看的。他們回去以後寫了一份報告，說南鑼國的基礎教育雖然落後，但學生的學習意志力比很多發達國家都強——因為他們每天上學要經過賭場、夜總會和地下錢莊，還能按時到校。”
“那個聯絡點在哪裡？”
“西三鎮菜市場旁邊。一個賣椰子水的老頭開的，他是基金會在南鑼國的志願者。你明天去找他填申請表。帶上你的成績單，還有這封信。”
“爸。我要是真去了黎明大學，你一個人在這裡怎麼辦？誰給你摘木瓜？誰幫你潤印泥？”
“印泥用洋酒也能潤，大不了再幹幾年。木瓜我自己會摘，摘下來放桌上，吃不完的照樣分給外面的人。你在那邊唸完大學以後不用回來。南鑼國沒有什麼值得你回來的東西——只有幾棵木瓜樹和一個給軍閥蓋章的爸。”
“我會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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