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終於抬起頭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可那短裡頭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像是在說“你們還不明白麼”？
他放下鋼筆，把那份檔案翻了一頁，又將鋼筆帽重新旋緊：“廣播喇叭裡說的話多了，哪能句句都當真。”他低頭看檔案，揮著手像是驅趕兩隻蒼蠅：“以後還有機會。你們先回去吧。”
憤懣不平的兩個人又往縣裡寄了信，白紙黑字，把事情原原本本寫了一遍，署名摁了手印，寄的是掛號信。信寄出去，等了半個月，沒有迴音。又等了半個月，還是沒有。
過了將近兩個月，有人私下跟劉建設說：“你們那信，縣裡又轉回公社了。”
轉回公社，就等於轉回王主任手上——那些字，那些簽名，那些摁在紙上的紅手印，他們寫的每一個字都在那個人眼皮底下攤著，像是被人攥在手心裡翻來覆去地看，又像是被人擱在桌角，連看都懶得看。
後來，趙鋼蛋在修水利工程的工地上遇見胡會計，這才小子皮笑肉不笑地迎了一步：“哎呀，趙鋼蛋，那事還沒放下呢？我跟你說，這事兒啊，就是命。命裡有的，不用爭；命裡沒有的，爭也爭不來。”
他說完這話，轉身走了，那步子邁得穩當又從容，像是那句“命”已經替他解釋了一切，也替他自己那桿秤稱過了一切。
趙鋼蛋站在地頭上，看著那個背影在苞米地邊上拐了個彎，不見了。
風從山脊那邊灌過來，把他褲腿吹得嘩嘩響，像是有隻手在一下一下地拍著勸他：算了吧、認了吧……
再往後，人們開始開始避著他們，像是他倆身上有瘟病，但凡離他們近點就會被傳染。
工地上一起幹活的人，目光碰到就移開，像是多看兩眼就會沾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大隊開會的時候，點名批評劉建設“思想不穩定”，趙鋼蛋“跟組織上對著幹”。
再去公社反映情況，上面的人一聽是他們，連眼皮都不抬，材料往桌角一推，聲音不冷不熱：“回去吧，組織上會考慮的。”那個“組織上”像是隔著好幾堵牆，牆又厚又高，連聲音都透不過去，可你知道牆那邊有人，他們聽得見，只是不搭理。
他們沒有退路，也沒有人能幫他們說話。
那種憋屈、那種無助、那種憤怒……
那種情緒不是一下子燒起來的，是慢慢滲出來的——先是窩囊，然後是窩囊變成憋屈，憋屈變成恨，恨又把自己裹成一層硬殼，殼底下是空的，空的裡面是燒紅的鐵水，只是還沒有溢位來。
這種情緒最終燃起了一把火：能把人性燒成灰燼、把良知燒成骨頭渣子的火！
那些被吞進去的汗水、被踩碎的尊嚴、被輕飄飄的一句話碾成粉末的希望，正在一層一層地積著，像春天河面上的冰，看著平整，底下已經在裂了。
那天晚上，天黑得早，月亮還沒出來，槍庫的門鎖被捅開了。
槍庫的門被推開的時候，鉸鏈只發出了一聲很輕的“吱呀”。劉建設閉著眼睛都能摸到那幾支槍的位置——槍架第三層，從左往右數第二支和第三支。他把槍取下來，遞給趙鋼蛋，趙鋼蛋用油布裹好，塞進麻袋。牆角那箱子彈他們搬了一半，黃澄澄的彈頭在黑暗中互相碰撞，發出細碎的金屬聲。
兩個人都是基幹民兵，這個時候的民兵都是真槍實彈訓練出來的。
何況他們還是民兵中的優秀分子。
開槍，他們都會。
後半夜，兩個人摸黑來到公社。
他們翻過公社宿舍後牆，牆根底下堆著幾捆乾柴，踩上去軟綿綿的，沒發出聲響。王主任住最東頭那間，窗戶紙糊了三層，透不出光。
劉建設敲了兩下門，捏著嗓子說：“王主任，白天從山上搞了些山貨，趁這會兒沒人，給您拿來了！”
屋裡傳來一聲含混的應答，根本沒問來者是誰，大概齊是夜半收禮已經習以為常了。
門開了條縫，一隻眼睛從縫裡往外看。那隻眼睛看見黑洞洞的槍口時猛地縮了一下，可趙鐵蛋手裡的槍響了。彈殼跳出來，落在磚地上，叮噹一聲，滾了兩圈。門歪了，門縫裡透出一股煤爐子熱氣、硝煙和血腥混在一起的氣味。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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