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他們而言，最壞的境遇也不過是重回洛陽時的飢寒交迫，因而對屯田政策毫無疑慮。
面對如此困局，江浩給出瞭解決方案，以“欠條”代“恩賜”。
具體而言，以五人為一組，頒發竹簡或木牘為憑。
每領五日口糧，便在名下刻一字，象徵欠官倉0.1石糧食，或需以三個工時抵償，每個工時即為農閒時參與官辦工程一日。
現在江浩的造紙原材料，還在水裡泡著，還沒搞完，只能用竹簡木板替代一下，能做標記就行了。
0.1石糧與三日勞作之間，絕大多數人必擇後者。
如此既消解了百姓“無功受祿”的不安，又為日後水利、築城等工程儲備了勞力。
正如《管子·牧民》所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讓百姓透過勞動換取溫飽，遠勝於無償施捨所帶來的猜疑。
且勞作之期並非當下，而待春耕過後農閒之時，約在四月末和十一、二月間。
在古代農業社會中，一年十二個月的農事活動遵循著嚴格的時序規律。
正月、二月天氣尚寒，農戶多忙於修繕農具、積肥施肥，為春耕作準備。
至三、四月，他處諸侯已紛紛開始春耕，而劉備軍中所推行之法，卻稍顯不同。
他們將播種推遲至四月，並非怠慢農時，反而是運用了一種稱為“別稻”的移栽技術。
此法在東漢時已有記載，至隋唐趨於成熟。
東漢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明確寫道：“三月可種粳稻……五月可別稻及藍”，所謂“別稻”，即移栽秧苗。
江浩早命糜竺這個地主老財於高唐縣設定育苗基地，集中培育粟幼苗，並統一調配耕牛農具，正因有此準備，十餘萬洛陽難民方能避免夏荒之危，否則他們能活下一半都算奇蹟。
這也是《齊民要術》中“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的農學思想。
真得誇一下糜土豪，劉備集團最強輔助，沒有之一，安頓災民貢獻最大者。
私下裡，江浩吩咐最多的就是子仲。
“子仲，我軍缺錢糧吶！”
“沒事，我家有！”
“子仲，耕牛耕具怎麼辦？”
“沒事，我來辦！”
“子仲，會育苗不？恐怕趕不上播種了。”
“沒事，包的！”
……
要沒有糜竺，江浩就算是會召喚隕石，也救不了這十萬洛陽百姓，更別說一兩年間發育起來。
四月底至五月初，正值春耕已畢、夏收未始，約有半月閒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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