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曜以為自己贏了。
從戰術上看，他確實贏了個滿堂彩。
抄了楊家，平了糧價，充實了國庫，甚至還藉著“實務科”的名義，把手伸進了六部。
塞進去一幫只會撥算盤、看圖紙的吏。
在徐景曜這個現代人的邏輯裡，這是典型的技術官僚替代腐儒。
然而，他忽略了一個在這大明朝最根本的邏輯。
官與吏，從來就不是一種生物。
在大明朝的政治裡，官是讀聖賢書、代天牧民的牧羊人，講究的是微言大義、修身齊家。
而吏不過是通曉文墨、處理雜務的工具，是隻能在案牘間爬行的螻蟻。
徐景曜搞的那個實務科，若是隻招些衙役捕快也就罷了，偏偏他給了這些人主事的缺。
雖然只是從九品，雖然只是試用，但這就像是在那道涇渭分明的堤壩上，狠狠鑿開了一個口子。
一旦這個口子開了，寒窗苦讀十年的意義何在？
孔孟之道的尊嚴何在？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黨爭，這是在挖儒家士大夫的祖墳。
是以，反擊來得無聲無息，卻又如這七月的梅雨般，連綿陰毒。
國子監，這處位於雞籠山下的大明最高學府，平日裡書聲琅琅，此刻卻安靜得有些詭異。
祭酒宋訥（注：洪武年間名儒，治學嚴謹）雖然是個方正君子，但這並不代表他是個瞎子。
這幾日，國子監的監生們也沒心思背《大誥》了，三五成群地聚在彝倫堂前，手裡的摺扇搖得飛快。
嘴裡議論的卻不是經義，而是那幫“不學無術”的賬房先生是如何堂而皇之地穿上了官靴，坐進了戶部的衙門。
憤怒是一種會傳染的情緒，尤其是當這種憤怒披上了衛道的外衣時，便顯得格外正義凜然。
而在胡府裡，胡惟庸正在思考著現在的形勢。
作為大明朝的左丞相，胡惟庸是個極聰明的人。
他看徐景曜，和徐鐸那些人看徐景曜不一樣。
徐鐸看到的是殺人盈野的屠夫，是搶班奪權的酷吏，而胡惟庸看到的，是一個正在試圖重塑大明朝權力結構的異類。
朱元璋想集權，這心思胡惟庸早就心知肚明。
皇帝嫌中書省礙事，嫌文官集團效率低下且結黨營私。
恰在此時，徐景曜遞上了一把刀。
這把刀不需要經過科舉的洗禮，不需要遵循官場的潛規則，只對皇帝負責，且效率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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