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15日，福州城飄著罕見的冷雨。紡織路家屬院三樓的視窗，19歲的董陽玲正蹲在地上擦地板，肥皂泡在渾濁的水裡泛著細碎的光。樓下突然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三雙黑色膠鞋踏碎雨幕，直奔單元樓而來。
“咚咚咚！”敲門聲砸得門框發顫，伴隨著威嚴的呵斥：“開門！公安局的！”
董陽玲手裡的抹布“啪嗒”掉在地上，水漬在水泥地上暈開一小片深色。她攥著圍裙邊角退到牆角，看著木門被輕易撞開，三名身著制服的公安人員逆光站在門口，手銬在冷光中泛著寒意。
“董陽玲，涉嫌故意縱火，跟我們走一趟。”
這句話像冰錐扎進她的耳朵，她突然尖叫起來：“我沒有！你們弄錯了！”掙扎間，冰涼的手銬鎖住了她的手腕，粗糙的麻繩捆住了她的胳膊。樓道里擠滿了看熱鬧的鄰居，有人指著她的後背竊竊私語，有人端著飯碗探出頭，眼神里滿是鄙夷。
警車鳴笛聲劃破雨幕，董陽玲扒著車窗往外看，家屬院的牆頭上掛著“安全生產，警鐘長鳴”的紅色橫幅，那是三天前紡織廠剛掛上去的。可現在，那座養活了上千人的紡織廠，已經變成了一片焦黑的廢墟，61具遺體被白布覆蓋著，整齊地擺放在廠區門口，等待家屬認領。
半個月後的法庭上，當法官念出“死刑，立即執行”六個字時，董陽玲突然癱倒在被告席上，烏黑的頭髮散亂下來遮住臉，嘴裡反覆呢喃著：“我只是想報復一下，我沒想殺人……”
這個19歲的紡織女工，到底經歷了什麼？她和那場震驚全國的大火之間，藏著怎樣不為人知的故事？
1974年，董陽玲出生在福州臺江區的一條老巷子裡，青石板路坑坑窪窪，兩旁的木房擠得密不透風。她的父親是蹬三輪車的，母親在菜市場擺小攤，家裡窮得叮噹響，連過年都難得買一件新衣服。
董陽玲記事起，父母就總在她耳邊唸叨：“咱們家窮，不能吃虧，見到好東西就得往家裡拿，不然就是傻子。”起初她還害羞，每次跟著母親去鄰居家串門，想偷拿人家桌上的水果糖時，都會攥著衣角往後躲。可母親總會掐她一把，低聲說：“怕什麼？拿了就跑，誰能追上你？”
第一次得手是在七歲那年，她偷了隔壁王奶奶放在窗臺上的雞蛋。回到家後，母親不僅沒罵她，還煎了荷包蛋給她吃，誇她“有出息”。從那以後，董陽玲的貪念就像野草一樣瘋長，巷子裡哪家曬了臘肉，哪家晾了新衣服，只要被她盯上，不出三天準會不翼而飛。
十歲那年，她趁著姑姑家辦喜事的混亂，偷了姑姑陪嫁的銀鐲子。姑姑發現後找上門，董陽玲的父親拿著擀麵杖假意要打她，母親卻攔在前面撒潑：“不就是個破鐲子嗎？孩子小不懂事，你一個當姑姑的，還能跟晚輩計較？”姑姑氣得渾身發抖，撂下一句“以後再也不認你們家這門親戚”，轉身就走。
漸漸的，整條巷子的人都知道董陽玲是個“三隻手”，家家戶戶都把值錢的東西藏起來，見到她就趕緊關門。董陽玲卻毫不在意，每次偷到東西，都會在小夥伴面前炫耀：“看見沒？這是我從張家偷的髮卡，那是我從李家拿的橡皮，他們都是傻子，根本發現不了。”
上初中後，董陽玲的膽子更大了。她不僅偷同學的鋼筆、筆記本，還敢在放學路上攔著低年級的學生要錢。老師找家長談話，她的父親只會說“孩子還小，長大了就懂事了”，母親則跑到學校大鬧一場，說老師“故意針對我們家孩子”。
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董陽玲變得越來越潑辣刻薄，說話陰陽怪氣，誰要是惹了她，她就站在人家門口罵三天三夜。班裡的同學都躲著她，就連親戚家的孩子，也被家長反覆叮囑“不許跟董陽玲玩”。
1990年，董陽玲初中畢業，成績一塌糊塗，連最差的職高都沒考上。父母託人給她找工作，可人家一聽說她是“巷子裡的慣偷”，都紛紛拒絕。董陽玲乾脆破罐子破摔，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要麼在巷子裡閒逛，要麼就跟一群社會青年打牌喝酒，輸了錢就回家跟父母撒潑。
有一次，她跟人打牌輸了五十塊，回家後把母親的菜攤掀了，還摔碎了父親的三輪車燈。父親氣得發抖，揚手要打她，她卻梗著脖子喊：“誰讓你們沒本事？掙不到錢還怪我？有本事你們給我找個好工作啊！”
看著女兒越來越不像話，父母急得團團轉。他們知道，再這樣下去，董陽玲遲早要坐牢。1992年春天，父親託了七八個關係，花了整整兩百塊錢的彩禮，才把董陽玲送進了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中外合資紡織廠，當了一名細紗擋車工。
那時候的紡織廠，可是響噹噹的“香餑餑”。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全國，紡織行業作為支柱產業，迎來了黃金髮展期。福州的這家紡織廠，是市政府重點扶持的專案，投資方是香港的富商，不僅工資高，還管吃管住，逢年過節還有福利。能進紡織廠當工人，比現在考上公務員還風光。
董陽玲第一次穿上藍色的工裝時，激動得一夜沒睡。她對著鏡子照了又照，覺得自己終於成了“體面人”。可她不知道，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並沒有讓她收斂貪念，反而讓她的慾望變得更加膨脹。
紡織廠的車間裡，高溫高溼，機器轟鳴聲震耳欲聾。細紗擋車工的工作看似簡單，實則需要極大的耐心和細心。每天要站八個小時，不停地巡迴檢查紗錠，稍微不留神，就會出現斷紗、纏紗的問題。董陽玲從小就坐不住，剛上班沒幾天，就出了大問題。
那天下午，她趁著組長不注意，偷偷躲在車間的角落裡打盹。結果她負責的那臺細紗機出了故障，幾十根紗線纏在了一起，不僅浪費了大量的棉紗，還導致整條生產線停工了兩個小時。組長氣得臉色鐵青，把她罵了一頓，還扣了她半個月的績效工資。
董陽玲非但不認錯，反而覺得組長故意針對她。她在宿舍裡跟工友們抱怨：“不就是睡個覺嗎？多大點事？至於扣我工資嗎？肯定是看我新來的好欺負！”
從那以後，董陽玲就開始故意跟廠裡作對。她要麼在工作時故意放慢速度，要麼就偷偷破壞機器零件。有一次，她把一根細鐵絲塞進了細紗機的齒輪裡，導致機器報廢，整條生產線停工了整整一天，給廠裡造成了上萬元的損失。
工友們對她怨聲載道，可她卻毫不在意。更讓大家受不了的是，她的貪念又開始作祟了。車間裡的棉紗，在當時可是緊俏貨，一斤棉紗能賣好幾塊錢，比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資還高。董陽玲看著堆積如山的棉紗，眼睛都直了。
一開始，她只是偷點邊角料。每天下班時，她都會把零碎的棉紗塞進工裝的口袋裡，帶回家攢起來，湊夠一定數量就偷偷賣給廢品站。後來，她覺得邊角料賣不了多少錢，就開始打成品棉紗的主意。她趁夜班沒人的時候，偷偷把整卷的棉紗藏在更衣室的櫃子裡，然後趁下班時混在雜物裡帶出去。
為了掩人耳目，她還想了個“聰明”的辦法。她把棉紗纏在腰上，外面套上寬大的工裝，再戴上帽子和口罩，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走出廠區。有一次，門衛覺得她的腰特別粗，攔住她要檢查，她卻撒潑打滾，說門衛“耍流氓”，還鬧到了廠長辦公室。廠長看著她是個女的，又考慮到她是託關係進來的，就沒深究，只是讓門衛下次“注意點分寸”。
這次“勝利”讓董陽玲更加肆無忌憚。她偷的棉紗越來越多，從一開始的一卷兩卷，變成了五卷十卷。她負責的那條生產線，每個月的棉紗消耗量都比其他生產線多三成，可產量卻總是墊底。工友們的績效工資受到了影響，大家都知道是董陽玲在搞鬼，可又沒人敢跟她硬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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