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秦末農民戰爭和四年楚漢之爭，社會動盪不安，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致使西漢初年社會經濟非常貧困。史書上記載:老百姓無法在田地上生產，到處是饑荒，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百姓死者過半 。那時連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純一色的馬拉的車子，將相們只能坐牛車。“自天子不能具鈞駟(毛色相同的馬)，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米至十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經過漢朝前三代帝王的努力，漢朝終於出現了《漢書》中記載的樣態：
“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
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餘錢至數十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由於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太倉裡的糧食由於陳陳相因，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庫房有餘財，京師的錢財有千百萬，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這是對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資治通鑑》則評論說：“海內安寧，家給人足”。
我們可以從一些客觀資料和文字描述上看出來。
西漢建立時，人口在1500萬到1800萬之間，到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人口達到3600萬，至平帝元年（西元元年），人口達到6000萬人。
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西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西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從文帝十三年(西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於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臺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在中國封建社會也是少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