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朝中第一臣，丞相灌嬰見朝臣們都痴痴地站在朝堂上，沒有人發表意見，只好自己站出來發表一通看法，畢竟現在自己是朝中第一重臣，他不發表意見，就等於失職：“臣有話奏稟。”
面對剛才的冷場，劉恆心裡有些發慌，如果沒有人出來發表意見，自己就只有點名讓張武發表意見，張武在代國時抵抗匈奴積累了一些經驗。但張武在朝廷的地位不高，他發表的意見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力。現在灌嬰主動站出來發表意見，劉恆自然是求之不得，他不用點名讓張武發表意見了。因此，他對站在朝堂正中的灌嬰大聲說道：“丞相請講。”
“陛下，臣任太尉以後就一直在思考我大漢邊境的安寧問題。匈奴對我漢王朝侵擾不斷，前不久接到邊報，有幾股匈奴人入侵燕地、雲中等地，搶掠了不少財物和我漢王朝的黎民百姓。面對匈奴的威脅，臣以為應該儘快謀劃防禦之策。臣以為，首要的當加強兵士操練，增加馬匹伺養，努力提高抵禦匈奴入侵的力量。”
“丞相所慮極是，寡人在代國時沒少受匈奴侵擾。匈奴人野蠻強悍，他們來無影去無蹤，特別是他們的戰馬來去如風，實在難以抵禦。在當前情況下，我們確實還無法和匈奴直接對抗，只有延續高祖和高後時的策略，以和為上策。”劉恆說出了他心裡一直在思考的想法。
劉恆所說的“延續高祖和高後時的策略，以和為上策”，實際上是想繼續以和親為手段，緩和與匈奴之間的關係。
“和親”，也叫“和戎”“和番”，是指中原王朝統治者與外族或外國出於某種目的達成的一種婚姻。
“和親”，可以說是貫穿於中國古代歷史全過程的一種重要政治手段，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王朝時期。據史書記載，早在周襄王（西元前651年——619年）時期，襄王想討伐鄭國，有意娶討戎狄女為後，之後便與戎狄兵一起共同討伐鄭國。周襄王的這種做法實際上就是一種和親。從周襄王開始，一直到清王朝，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次數不等、緣由各異的和親出現。
據有關學者統計，從漢王朝開始到清王朝結束，有記錄的和親次數達到102次（其中漢王朝8人，十六國8人，南北朝5人，隋王朝6人，唐王朝17人，五代時1人，西夏1人，遼朝3人，元朝38人，清王朝21人），這102次的和親者，基本上都是公主或皇帝的宗室女認作皇帝的女兒後嫁出去的。當然，也有不是以公主身份嫁給和親物件的，如和親達到頂峰的清王朝，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但據秦永洲和華立的統計，自天命初年（西元1616年）到乾隆末年，下嫁到外藩蒙古的公主、格格共有公主22人、郡主21人、縣主6人、郡君9人、縣君7人、鄉君6人。
和親，作為統治者為達到自身目的而採用的一種政治手段，主觀上是為了解決當時朝廷面臨的困難或問題，緩解或促進和親雙方的矛盾或利益，客觀上促進了不同群族或民族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融合。從歷史上看，凡北方少數民族主動要求和親的，通常都是因為對中原王朝的嚮往和欽慕，是對先進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先進文化的認同，這也是中華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一種體現。
漢王朝的和親，是從其始祖高祖開始的。
西元前202年，高祖親率32萬大軍出征匈奴，同時鎮壓韓王信的叛亂。高祖率騎兵先行到達平城後，在漢軍步兵尚未完全到達的情況下，輕舉妄動，貿然闖進了匈奴在白登山設下的埋伏圈。高祖雖然率兵與匈奴進行了多次激烈的戰鬥，卻始終無法突出匈奴的包圍圈，最後在白登山被圍困了七天七夜，儘管用陳平之計得以脫圍，高祖卻自感漢王朝一時無力抵抗強大的匈奴，為減少與匈奴的直接對抗，採納郎中劉敬的建議，將劉姓宗室女嫁給匈奴單于為閼氏，並約定每年送一定數量的絮、繒、酒、食物等物品給匈奴，以緩和與匈奴之間的關係。有關白登山之戰的具體情況，我們在後來將作比較詳細的描寫。
當時劉敬的建議是將高祖的親生女兒魯元公主嫁給匈奴單于，呂后得知這個訊息後，在劉邦面前日夜啼哭，說“我只有太子和這一個女兒，怎麼忍心把她拋棄遠嫁給匈奴呢！”高祖最終拗不過高後的哭求，加上自己也對魯元公主喜愛有加，不忍心將自己的愛女遠嫁北方異族，最後選了一個劉姓宗室女嫁給匈奴單于。
劉敬當時對高祖的建議是“陛下如果能把皇后生的大公主嫁給冒頓作妻子，並送給他豐厚的禮物，冒頓單于知道是漢王朝皇后生的女兒，又送來豐厚禮物，粗野的外族人必定羨慕用漢家女子做閼氏。冒頓單于成了漢王朝的女婿後，生下的兒子必定作太子，將來便可以接替單于的位置，這樣一來，匈奴單于就是陛下的外孫，哪裡聽說過外孫敢同外祖父分庭抗禮的呢？這樣，不用軍隊出戰就能使匈奴臣服。如果陛下不能派大公主去，而讓其他皇族女子或是嬪妃假冒公主嫁過去，單于肯定會知道，這樣的話就不會親近她，也不會尊敬漢王朝，那樣就沒什麼好處。”
這便是漢王朝和親的由來，也是漢王朝的第一次和親。
高祖的這次和親，雖然並未解決問題，卻使漢匈之間的矛盾暫時緩和了一段時間。
漢惠帝三年，冒頓單于寫信調戲高後，面對匈奴的挑釁，高後自感漢王朝無力對抗匈奴，只好低頭，客客氣氣地回了一封言辭恭敬謙卑的信，並以宗室女與匈奴和親。這是漢王朝的第二次和親。
現在劉恆再次提出“延續高祖和高後時的策略，以和為上策”的辦法，可以說是為他在朝為帝時的匈奴政策定下了基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