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一上班，手機就收到一條簡訊，提示我的德國簽證材料已經寄送到大使館，且大使館已收到。看到簡訊的那一刻，我心裡一陣竊喜，覺得進展比想象中快，應該會很順利。
可這份喜悅沒持續多久，下午就接到一個陌生座機號碼。我沒多想，以為是公安打來探討案情的，隨手接了起來。“您好，請問是孔語琦女士嗎？這裡是上海德國大使館簽證處。”對面的聲音溫和卻帶著官方的嚴謹。
我瞬間坐直了身體，心臟“砰砰”直跳。昨天遞籤時工作人員問過單位電話是否能打通，我說可以的，回來後我特意交代了政治處的同事有電話一定要接，我一直以為電話調查會打給單位，沒想到直接打給了我本人。
“您好，我是。”我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靜。
“我們想核實一下您的行程相關資訊，請問您的德國行程是自己安排的還是中介全權負責的？”
“是我自己規劃的行程，然後口述給中介幫忙整理格式，因為我不太清楚簽證材料的具體格式要求。”我緊張得手心冒汗，說話都有些結巴。
對方讓我複述一下行程，我腦子瞬間一片空白，之前背得滾瓜爛熟的行程單此刻變得混亂不堪。講到後幾天的安排，突然想起前幾天的行程有遺漏，又趕緊翻回去補充，一會兒說柏林，一會兒說慕尼黑，邏輯混亂得不行，連自己都聽不下去。
“您是在檢察院工作對嗎？”對方沒有追問行程細節，轉而問起工作。
“是的，我在檢察院工作。”這個問題我倒是回答得乾脆。
之後對方沒再問其他問題，簡單說了句“感謝配合”就結束通話了電話。掛掉電話後，我越想越焦慮，覺得自己回答得一塌糊塗，人家肯定沒聽懂，網上說只有極少數人會收到電話調查，回答不好拒籤率很高，我心一下懸到了嗓子眼，心想完了完了。
旁邊的同事看到我一臉沮喪，關切地問：“怎麼了？臉色這麼難看。”
“德國大使館電話調查了，我行程說得亂七八糟的，感覺要拒簽了。”我耷拉著腦袋說。
“沒事的，”同事笑著安慰，“你工作是檢察院，性質比較特殊，人家肯定要專門核實一下。你只是說的有點亂，又不是說錯了核心資訊，怕什麼？簽證官肯定能理解。”
我半信半疑，又趕緊上網搜，發現確實有不少人因為工作特殊被電話調查，行程描述不流暢也不一定會拒籤。可事已至此，也不可能回撥過去解釋，只能順其自然，但心情還是低落了不少。
晚上接東下訓回到家，洗漱完後，東坐在沙發上，摟著我說：“隊裡通知下週一就出發去澳門，這週末給放一天假，讓收拾行李，調整狀態。”
他頓了頓，眼神帶著期待：“週末想去看電影還是去哪裡走走？我有時間陪你了。”
“我不用陪，你還是去訓練吧，訓練要緊。”我擺擺手，“週末我就在家裡吃吃睡睡，有什麼好陪的。”
東笑了：“隊裡週日都放假，訓練館沒人，想訓也訓不了啊。”
我用“嚴師”的眼光上下掃視他，一本正經地說：“振東同學，別人休息你休息，怎麼能考出好成績？沒聽說過高考時一分一操場的人嗎？全運會比高考競爭還激烈！”
“這是全運會，不是高考啊。”東哭笑不得。
“全運會比高考更嚴酷！高考失利還能復讀，全運會四年一次，錯過就沒機會了！”我據理力爭。
“那我也得收行李啊，總不能空手飛過去吧？”東反駁道。
“收行李一晚上就收拾好了，哪用得著專門放一天假？”我不以為然。
東突然像個小孩子一樣發脾氣，摟著我的胳膊晃了晃：“我不管，我就要休息一天陪你，別的隊員都有家人陪，我也想陪我女朋友。”
“我就在家裡吃吃睡睡，你陪我幹嘛？”我故意逗他。
“那我就陪你一起吃吃睡睡，反正我就要跟你待在一起。”東說著，頭靠在我肩膀上，撒嬌似的用頭蹭我的脖子，毛茸茸的頭髮弄得我癢癢的。
我被他逗得忍不住笑了，卻還是假裝硬著聲音說：“你休息了別到時候比賽丟分啊！我要求不高，每場都3-0或者4-0拿下，一局都不能丟！不然打完比賽就別回家了！”
東委屈巴巴地抬起頭，眼神可憐兮兮的：“太苛刻了吧？允許丟一局唄，贏還是贏，就是3-1或者4-1贏，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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