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發生在1987年秋天的瀋陽法庫縣。
張建國那年三十二歲，在縣城邊上的紅星機械廠當工人。廠子離家不遠，每天下班他都要騎一條小路——從廠區後門出來，穿過一片楊樹林，再沿著一條土路騎二十分鐘，就能看見自家那片工人新村的灰樓。這條路他騎了三年，閉著眼都能騎回去。
那天晚上本不該他加班。可下午那臺沖床出了毛病，他是廠裡唯一的維修工，必須留下來調。等弄完出廠門，已經快九點半了。九月的東北，夜裡涼得透骨，他套了件藏藍色的薄棉襖，騎上那輛二八大槓，哼著《在希望的田野上》往家走。
小路還是那條小路。兩邊是光禿禿的楊樹，隔老遠一盞昏黃的路燈，燈泡在風裡晃晃悠悠。坑坑窪窪的土路，他騎了三年。
騎到一半，事情來了。
先是眼前發花。不是普通的眼花，是那種電視訊號不好時的畫面抖動，一抖一抖的，路邊的樹都成了重影。緊接著耳朵開始嗡嗡響，不是普通的耳鳴，是那種刺耳的尖嘯，像有幾百只蟬同時在腦袋裡叫。他以為太累了，揉了揉眼，繼續騎。可症狀越來越重，眼前模糊得連車把都看不清，耳鳴變成了尖銳的金屬摩擦聲，心臟在胸腔裡狂跳，胸口發悶，像壓了塊大石頭。
他實在撐不住了，跳下車，扶著路邊一棵楊樹，大口喘氣。
樹皮冰涼刺骨。
大概過了四十秒——他後來回憶說，那是他這輩子最長的四十秒——忽然間，所有症狀消失了。呼吸順暢了，耳朵清淨了，眼前也不花了。
可當張建國抬起頭，往四周一看，整個人僵住了。
這不是他熟悉的那條路。
左邊憑空多出一面灰牆。那不是普通的牆，是那種監獄的高牆，足有十幾米，水泥澆築的，牆頭上拉著鐵絲網，隔幾十米就有一個崗樓，黑洞洞的射擊孔正對著他。右邊是一道矮一點的白牆，牆上露出醫院的樓——那種老式的三層樓，窗戶窄長，牆皮斑駁，門口掛著褪色的紅十字。監獄的大門黑洞洞的，像一張張開的嘴；醫院的門緊閉著，門上方的燈一明一滅，發出滋滋的電流聲。
整條路一個人都沒有。沒有路燈，沒有楊樹，只有這兩座陰森的建築面對面立著，中間一條土路，通向黑暗深處。
張建國愣在原地，腦子一片空白。這條路他騎了三年，旁邊哪來的監獄和醫院？這到底是哪兒？
正慌著，從左邊監獄的方向走過來兩個人。一男一女，都挺年輕，二十歲不到。男的穿件灰色的中山裝，女的穿碎花棉襖，都是那種舊式的衣服，洗得發白了。張建國像見了救命稻草，推著車就迎上去。
“哎，同志，問一下，這是啥地方？”他聲音發顫，“我天天從這兒走，沒見過這監獄和醫院啊。”
那倆人被他叫住，一起轉過頭來。
那一瞬間，張建國心裡咯噔一下。那眼神不對——不是正常人看人的眼神，是那種愣愣的、空洞的、像看一個不存在的東西的眼神。
過了半天，男的開口了：“大哥……您能看到我們？”
這話把他問蒙了：“啥叫能看到你？你這不就在我跟前嗎？你們住這附近的？我是不是走錯道了？”
那倆人又不說話了，開始上下打量他。不是普通的打量，是從頭到腳、一點一點地看，像在看什麼稀罕物件。女的眼神里帶著恐懼，往男的身後縮了縮。
又過了幾秒，男的開口，聲音壓得很低：“大哥，您可能來錯地方了。這不是您該來的地兒。您趕緊掉頭回去吧，我們也不知道您是怎麼走進來的。別再往前走了。”
說完，男的拉著女的轉身就走，腳步很快，像是要逃離什麼。
張建國站在原地，又氣又懵。這什麼態度？擱平時他早罵上了，可這會兒人生地不熟，他只能忍著，看著那倆人往前走。
走了三十多米，到那醫院門口，倆人停下腳步，回頭又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他永遠忘不了——女的眼裡有淚，男的衝他擺了擺手，像在告別。
然後，他們轉過身，直接從那醫院大門穿了過去。
門沒開，人就這麼穿過去了。像穿一層空氣，像穿一層水，就那麼無聲無息地消失在門裡。
張建國腦袋嗡的一下，汗毛從腳底豎到頭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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