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剛上大一，在天津美術學院學油畫。濱江道中心公園附近有一片老洋房，是當年租界留下的，灰牆紅瓦，牆縫裡長著青苔，窗臺上積了厚厚一層灰。九路汽車總站旁邊那棟樓，我租了二樓最裡頭一間房當畫室。那房子少說也有上百年了，樓道里黑洞洞的，燈泡壞了也沒人換，牆皮被幾十年的油煙燻得烏黑髮亮，摸上去油膩膩的。樓梯是木頭的，踩上去吱呀吱呀響，像有人在背後嘆氣。整棟樓住的基本都是退了休的老人，共用走廊盡頭的廁所，洗澡得去街口的公共澡堂，大冬天凍得直哆嗦。
隔壁住著一對母子。母親七十來歲，胖乎乎的，臉圓得像剛出籠的饅頭，一笑起來眼睛就眯成兩條縫。她頭髮花白，每天梳著老式的髮髻，用黑卡子別得一絲不苟。她包得一手好餃子，韭菜雞蛋餡兒的，隔三差五就端一碟送到畫室來。我們幾個學生不好意思白吃，回贈她幾張油畫，畫的是天津的老房子、海河邊的風景。老太太把畫貼在客廳牆上，歪著頭端詳半天，逢人就誇“美院的孩子們畫的，可好呢”。她兒子四十多歲，在附近工廠上班，話不多，見我們總是點點頭，悶聲悶氣地喊一聲“來啦”。
那年寒假，外地的同學都回了老家，只剩我和本地的阿東。我們約好正月十四晚上去畫室收拾一下，準備迎接十五回來的夥伴。阿東這人長得人高馬大，平時在酒桌上比誰都能吹，說自己膽兒多大，半夜看鬼片都不帶閉眼的。可他有個毛病——喝了酒就犯困，什麼膽量都跟著酒精一起蒸發乾淨。
那天我們在一家燒烤攤吃了晚飯，又去酒吧喝到快凌晨兩點。出了酒吧，冷風像刀子一樣割臉，我裹緊棉襖，腦袋被風一吹，清醒了幾分。阿東打了個哆嗦，嘴裡噴著白氣說：“要不……回畫室湊合一宿吧？明天一早還要接人呢。我家太遠，你家也太遠，打車來回都夠吃頓烤串了。”我想了想也是，就招手攔了輛計程車。
到了那棟老洋房門口，鐵門虛掩著，推開時發出一聲沉悶的“吱呀”，在深夜聽起來格外刺耳。甬道很短，往裡走十幾步就是樓梯。樓裡的聲控燈早就壞了，住的全是老人，這個點不可能有人給我們留燈。我掏出手機——那時候還是諾基亞的彩屏機，亮度低得可憐，只能照亮腳尖前兩步路。阿東跟在我後面，他的手機更暗，兩個人就靠著那兩團昏黃的光，貼著牆根一步一步往前走。牆壁冰涼，透過棉襖都能感覺到那股寒氣。
走到甬道盡頭，我剛把腳邁上第一級臺階，一抬頭，看見了樓梯上坐著一個人。
她就坐在轉角處，離我不到三米。整個人是半透明的，邊緣泛著一層幽幽的白光，像凝結的霧氣被月光鍍了一層銀。她的頭髮梳著老式的髮髻，用黑卡子彆著，穿著暗色的斜襟棉襖，側影胖乎乎的——是隔壁的老太太。她背對著我們，兩隻手交疊在膝蓋上，安安靜靜地坐在臺階正中，剛好擋住上樓的去路。她的身體微微發著光，那光不刺眼，甚至有點柔和，可照在周圍老舊的牆壁上，卻讓那些油煙漬顯得更深更黑了。
我整個人僵住了，血一下子衝上頭頂。我想喊阿東，嘴張開了，嗓子眼裡像塞了一團棉花，發不出任何聲音。我下意識地把身體往牆上貼，側過身子，給身後的阿東讓出視線。阿東從我肩膀上方看過去——我倒退了幾步，看見他的臉在手機微光下慘白慘白的，嘴唇哆嗦著，眼睛瞪得像銅鈴。他的呼吸一下子粗重起來，熱氣噴在我脖子後面，燙得我一激靈。然後他的手從後面伸過來，死死攥住了我的手腕。指甲掐進肉裡，骨節發白，我疼得倒吸一口涼氣，可那疼反而讓我清醒了。
我們兩個大男人，在黑暗的樓道里，像兩隻受驚的貓，側著身子從那個發光的人影旁邊蹭過去。我貼著牆，阿東貼著我，兩個人像摞在一起的紙片。我的肩膀離她不到一尺，沒有風，沒有冷氣，沒有聲音，什麼都沒有。可我的後脊樑像被一根冰錐抵著，從尾椎骨一路涼到後腦勺，汗毛一根一根豎起來，連頭髮絲都在發緊。我屏住呼吸，心臟擂鼓一樣砸著胸口，一步一步，像踩在棉花上。
上了樓梯，我們幾乎是連滾帶爬地衝進了畫室。阿東哆嗦著掏鑰匙，手抖得像篩糠，鑰匙在鎖眼周圍亂劃，插了好幾次才捅進去。“咔嗒”一聲，鎖開了，我們倆擠進去，回手把門摔上，反鎖了兩道。阿東靠在門板上，大口大口地喘氣，臉白得像紙，額頭上全是細密的汗珠。
我把屋裡所有的燈都打開了——日光燈、檯燈、落地燈，連牆角那盞發著黃光的舊燈泡都沒放過。電視也開了，音量調到最大，裡面放著什麼節目根本沒人看，只是需要聲音，需要光。阿東踉踉蹌蹌地走到廚房，從刀架上抽了一把菜刀，“咣”地拍在我腳邊的地板上，說這是他姥姥教的辦法，刀能辟邪。他盤腿坐在地板上，兩隻眼睛直勾勾地盯著門，像一根繃緊的弦。
我們坐在沙發上，誰也沒開口。偶爾目光碰在一起，又迅速彈開，像被燙了一下。電視裡演的是個喜劇，可笑聲聽起來又幹又假，像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我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疼的，不是夢。可那個畫面——那個半透明的、發著白光的老太太，坐在樓梯上，背對著我們——已經像烙鐵一樣印在了腦子裡。
天終於亮了。陽光從窗戶湧進來，照得滿屋子金燦燦的，昨夜的恐懼像退潮一樣慢慢褪去。我和阿東端著盆出去打水，一開門，走廊裡也亮堂堂的，樓梯上的灰被照得清清楚楚，什麼都沒有。我們正低頭走路，迎面碰上了老太太的兒子。他穿著深藍色的棉襖，低著頭，手裡拎著一袋垃圾。
我喊了一聲“大哥過年好”。他抬起頭來，勉強笑了笑，嘴角扯了一下就放下了。我一眼看見他的右手臂上縫著一塊黑布，黑布在灰色棉襖上格外扎眼，像一道豁開的傷口。我愣住了，張了張嘴，又說不出話。他眼圈紅了，鼻翼翕動了兩下，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木頭：“沒法給你拜年了……老孃走了。”
我聽見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
“大年初三清早，她說去早市買菜，六點多就起來了。我們還在睡，等七點多起來……發現她倒在樓梯轉角那裡，人已經……身子都硬了。”
他的眼淚終於掉了下來，順著鼻樑淌進嘴角，他抬手用袖子胡亂抹了一下，袖子溼了一大片。
我站在走廊裡，陽光從窗戶斜進來，把樓梯照得明晃晃的。青灰色的臺階上落了一層灰，扶手磨得鋥亮，什麼痕跡都沒有。可我的後背一陣一陣發涼，從脊樑骨往外冒寒氣。昨晚那個半透明的、發著白光的胖乎乎的身影，坐的位置，正是樓梯轉角。她穿著那件暗色的斜襟棉襖，梳著髮髻，側影圓潤，和我們最後一次見到她時一模一樣。她是在去買菜的路上倒下的，倒在她每天都要上下幾十遍的樓梯上。可正月十四的夜裡，她又回來了。她坐在那裡，一動不動，背對著我們，像一尊發光的雕像。
我不知道她是在等什麼。也許是在等過年，也許是在等餃子出鍋，也許只是習慣了那個位置，習慣了每天從那個角度看著樓裡進進出出的人。她沒有嚇我們，從頭到尾連動都沒有動一下。可每次閉上眼睛，我都能看見那個微微發著白光的身影，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背對著我們，像一盞永遠不會熄滅的燈。
那是她留在人間最後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