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夜晚，還帶著點涼氣，但已經不是那種刺骨的冷了。窗戶開著一條縫，風進來，軟軟的。
客廳的沙發上，常瑩四仰八叉地躺著，一條腿搭在沙發扶手上，另一條腿垂到地上。
她穿著件洗得領口都鬆了的舊棉布睡衣，桃紅色的，胸口還印著幾朵褪色的花。鼾聲一陣高一陣低，有時候是“呼——”，有時候是“哈——”，像拉風箱。
這鼾聲裡透著一種理直氣壯的疲憊——是那種把別人家當自己家、把客氣當福氣的人，才能睡得出的心安理得。
自私到了常瑩這個份上，已經不是缺德，而是一種返祖現象——她活得像只樹懶，把別人的枝幹當自己的家園，還嫌你晃悠。
茶几上放著她喝了一半的搪瓷缸子，裡頭是濃茶，茶葉渣子都沉了底。旁邊還有一小碟瓜子皮，堆得尖尖的。
“喂？”
紅梅的聲音壓得很低，懷裡的小年正扭動著斷續哭。她左手託著孩子，右手握手機，肩膀和耳朵吃力地夾住。
臥室裡只開了一盞小檯燈，昏黃的燈光照著凌亂的床鋪。床頭櫃上堆著奶瓶、尿布、半盒紙巾、一支體溫計。
“老婆，躺下了嗎？”常松的聲音從那邊傳過來，帶著掩蓋不住的疲憊，訊號不太好，有些滋滋的雜音。
“沒有呢。”紅梅說。
小年突然“哇”地一聲大哭起來，哭聲尖銳。紅梅趕緊輕輕搖晃手臂：“哦哦，不哭不哭……”
“孩子怎麼總是哭啊？”常松在電話那頭問。
男人在遠方關心孩子哭不哭，就像在北極問企鵝熱不熱——問候很真誠，但毫無卵用。
“沒啥事。”紅梅把話筒拿開一點，怕哭聲傳過去，“小孩夜裡哭正常，鬧覺。”紅梅說，聲音平靜，但眼下的烏青在昏黃燈光下顯得更深了。她已連續四天沒睡過一個整覺了。
當媽後才知道，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孩子是墳頭的草——你日夜灌溉，它茁壯成長,順便把你活埋。
“哦……”常松頓了頓，聲音低下去，“紅梅，我走這幾個月，姐在家都好吧？沒再惹事吧？”
紅梅看了一眼客廳的方向，常瑩的鼾聲隱約傳進來。“沒，挺好的。”她說，聲音平平的。
她說話時，小年的小手突然抓住她胸前的衣襟，用力扯。小指甲刮到皮膚，有點疼。紅梅沒動，任由孩子抓著。
又是沉默。電話那頭有海浪的聲音，很輕微，但確實在。
“紅梅，”常松再開口，聲音更低了，幾乎要聽不清，“船期……可能趕不及了。這邊出了點問題，耽擱了。英子高考……我可能……趕不回去了。”
男人的“趕不回來”就像外賣的“預計送達”，你餓得前胸貼後背，他還在系統裡顯示“騎手已取貨”。
紅梅抱著孩子的手緊了一下。小年哭得撕心裂肺，扭動著，小手胡亂抓撓，在她本就粘膩的脖頸上，又添了一道細痕。
她沒動，也沒看脖子。她對著手機，聲音還是平的，聽不出什麼起伏：“人沒事就行。家裡有我。你安心。”
女人的韌性，是在無數次“算了”中練就的。算了遠方的指望，算了近處的聒噪，最後連自己的疲憊都一併算了，只剩下懷裡那一團實實在在的、滾燙的哭鬧。
“嗯。”常松應了一聲，還想說什麼，最後只變成一句，“辛苦你了，老婆。”
“掛了，國際長途貴。”紅梅說。
“好，你……早點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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