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朱瑞璋挑眉，身子微微前傾，“願聞其詳。”
“隋唐之初，天下甫定，百廢待興。”張以寧侃侃而談，目光彷彿穿透了時空，
“隋文帝創科舉，意在打破門閥壟斷，網羅天下英才；
隋煬帝設進士科，唐承其制，科目繁多，有明經、進士、明法、明算、秀才等，相容儒、法、墨、道各家之長。
何也？蓋因亂世方休，國家需能臣幹吏，既需通經史、明教化之儒士，亦需懂律法、善算度之專才，方能安邦定國，恢復民生。”
他話鋒一轉，語氣添了幾分凝重：“至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戰亂頻仍，門閥勢力漸衰，士風凋敝。
趙宋立國，太祖太宗深知武人亂政之害，故推行‘重文輕武’之國策，欲以文治天下，穩固社稷。
科舉作為選官核心，自然向儒學傾斜——儒學講仁政、禮治、忠君，恰合帝王鞏固皇權、教化萬民之需。”
“再者，”張以寧補充道，
“晚唐以來，儒學自身亦在革新。
韓愈、李翱倡道統之說，至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糅合佛道思想，開創理學，使儒學更具思辨性與系統性，成為治國理政的完整思想體系。
科舉聚焦四書五經，實則是為政者選擇了最契合當時統治需求的思想工具，而非儒學主動排斥其他學問。”
朱瑞璋冷笑一聲，拿起案上一份百姓申訴狀：“思想工具？先生說得輕巧。
可這工具一旦被特權階層利用，便成了欺壓百姓的枷鎖！宋儒講存天理滅人慾，
可孔家子弟卻強佔民田、搶掠民女，這便是他們的天理？
科舉只考四書五經，讓天下士人皆醉心於尋章摘句，不屑於農桑、水利、律法、算術，
結果便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士大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遇到民生難題束手無策，遇到外敵入侵只會空談義理！”
他猛地將申訴狀拍在案上，紙張震顫：“先生可知，山東多少百姓因水渠失修，守著薄田望天收？
多少農戶因朝廷不懂改良種子，畝產不過百斤？
這些實用之學，在科舉中可有半分地位？宋、金、元為何亡？皆因士大夫階層脫離實際，空談儒學，誤國誤民！”
張以寧臉色漲紅，卻並未失態，反而躬身一揖：“王爺所言，確是宋科舉之弊，但這並非儒學之過，而是制度執行之偏。
聖人云‘格物致知、經世致用’，孔夫子周遊列國，亦關注農桑、水利、兵法，絕非只談義理之輩。
後世科舉捨本逐末，只重經文背誦，忽視實踐應用，這是為政者的失誤，而非儒學本身的缺陷。”
他抬起頭，目光堅定：“草民以為，問題不在考什，而在怎麼用。
若朝廷能改革科舉，既考四書五經以明教化，亦考農桑水利以利民生，既取通經史之士，
亦納有專才之人，儒學便能與實用之學相輔相成，而非相互排斥。
王爺處置孔家，是除特權之惡；若能改革科舉，便是糾制度之偏，這才是真正的尊聖護道。”
朱瑞璋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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