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建築工人，四十五歲，尿毒症晚期。在等待名單上排了兩年，還有三個月就能輪到了。但他那個腎，質量一般，給了海外客戶也能用。”吳經理聲音平靜，“周主任，那個建築工人就算換了腎，也幹不了重活了。他的後半生也就是個廢人。但海外客戶是個企業家，換了腎還能再活二十年，創造多少價值？”
周永年看著那個公文包。
他想起兒子紅著眼睛的臉。
“我需要做什麼？”
“很簡單。”吳經理說，“在下週的移植評估會上，您提一句‘1號患者合併感染，手術風險過高’。評估小組自然會順著您的意思討論。會後出個記錄，就說‘經集體討論，建議優先考慮3號患者’。3號就是海外客戶。”
周永年拿起公文包，開啟。
三十萬，一捆一捆，嶄新的鈔票。
他合上包。
“我會考慮。”
一週後的評估會上，他說了那句話。
建築工人在等待中病情惡化，兩個月後死於多器官功能衰竭。死的時候四十六歲，兒子剛上初中。
海外客戶手術成功，多活了十二年，最後死於車禍。
周永年用那三十萬交了贊助費。
兒子進了省城最好的初中，後來考上重點高中，考上浙大，現在讀博。
一切都很值。
從那天起，他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順。
加急費從三十萬漲到五十萬，一百萬，兩百萬。
他學會了更安全的操作方式：不再親自在評估會上發言，而是讓手下的年輕醫生“提出疑慮”；不再直接收現金，而是透過海外醫療諮詢公司走賬；不再只做一錘子買賣，而是建立長期客戶網路。
每臺加急手術，都是純利潤。
那些被擠掉名額而在等待中死亡的患者，在他的世界裡，漸漸變成了病歷系統裡的一個灰色名字。
直到王啟耀死了，陸明遠死了，鄭經倫死了。
周永年睜開眼，看向窗外。
夜色中的龍城燈火通明。遠處仁濟醫院的住院部大樓，二十一層，每層都亮著燈。那些燈光下面，躺著幾百個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
他們不知道，自己等的東西，可能永遠不會來。
因為那些器官已經被標好了價格，賣給了出價最高的人。
周永年收回目光，看了眼辦公桌上的電腦。
螢幕右下角彈出一條新聞推送：“龍城東郊冷庫發生貨架倒塌事故，一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調查中。”
他點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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