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看了陳默一眼，心裡又給他加了一分。
“好了，我走了。”她拿起包，“你們早點休息。”
“媽，我送您。”肖毅然說。
“不用，黃麗在。”
……
車子駛出地下車庫，沿江路的夜景在車窗外鋪展開來。黃麗開著車，李芳坐在後座，閉著眼睛靠在椅背上。
“黃麗。”
“在呢，李董。”
“你跟我多少年了？”
黃麗想了想：“十一年了。”
李芳睜開眼，從後視鏡裡看了黃麗一眼。黃麗今年三十八歲，短髮，圓臉，戴著副金絲邊眼鏡，看著斯斯文文的，但骨子裡比誰都硬氣。跟了她十一年，從一個小行政助理做到董事長秘書，中間經歷了公司最難的幾年——歐洲市場萎縮、供應鏈斷裂、競爭對手惡意挖人。那些日子，黃麗陪她熬過了一個又一個通宵。
“十一年了。”李芳重複了一遍，聲音有些飄，“你人生最好的十一年，都耗在我這兒了。”
“李董，您這話說的。”黃麗笑了笑，“什麼叫耗在您這兒？我這十一年學到的本事，比在別的地方待一輩子都多。”
“馬屁精。”
“實話實說。”
李芳沉默了一會兒，忽然說：“米蘭那間工作室，我打算賣掉。我歲數大了，不想太操心了……”
黃麗的手在方向盤上微微緊了一下，但很快恢復了正常。她早就猜到了——這半年李芳往米蘭跑了四趟，每次回來都心事重重的。那間工作室是李芳在二〇一六年開的，專門做高階定製，是她這輩子最得意的作品。巔峰時期有三十多個設計師，其中一半是義大利本地人，每一件作品從草圖到成衣全是手工完成。那是李芳的“孩子”——一個她親手孕育、親手養大的孩子。
“您……想好了？”黃麗小心翼翼地問。
“想了大半年了。”李芳說，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今天的天氣，“沒人接。她們也不接。我總不能帶到棺材裡去。”
“可以請職業經理人……”
“請了。前年請的那個義大利人，幹了一年半，把兩個老設計師逼走了。去年又換了一個，能力是有，但理念跟我不合。做服裝不是做數學題，對不上那個勁兒，出來的東西就沒有魂。”李芳頓了頓，“算了。與其看著它慢慢變味，不如趁它還好的時候，體面地收場。”
黃麗從後視鏡裡看了她一眼。李芳的臉半明半暗地映在車窗上，那雙經歷過太多風浪的眼睛裡，有一種黃麗很少見到的東西——不是悲傷，也不是遺憾，而是一種很深的、很安靜的疲憊。
“那國內呢？”黃麗問。
李芳沒有立刻回答。車子開過一座橋，橋上的燈光一盞一盞地掠過車窗，像電影裡的慢鏡頭。
“國內……”她終於開口，“再撐一撐吧。”
她沒有往下說，但黃麗懂。
國內還有三千七百多個員工。其中跟了她十年以上的老員工有四百多人，有些是從杭州老廠一路跟著她到上海的，有些是當年她親自從車間裡提拔起來的。這些人把最好的年華給了她的公司，有的人用這輩子的工資供孩子上了大學，有的人靠著這份工作在上海買了房安了家。
她要是把公司一關，這些人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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