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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內馬科。二十六歲，陸戰隊第一連通訊兵。
檔案上寫著“怕死”，旁邊加了一行小字：怕死的人在最怕的時候還在做事，比不怕死的人更有用。寫這行字的人是德爾文。他是我見過的最好的長官。我沒有當面告訴過他——每次想開口，嘴張到一半又合上了。不是不敢，是覺得這種話不應該用說的，應該用做的。
我從小怕很多東西。怕黑，怕高，怕打針，怕被人笑。父親帶我下過一次井，他把頭燈關掉，我在黑暗中縮成一團。他說，你怕黑，是因為你還能看見黑。真正的黑不是看不見——是你不確定自己還能不能看見。後來我把這句話寫進了通訊終端的備忘錄裡。終端換了三個，那句話一直在。
入伍體檢抽血，針還沒扎進去我就暈了。醒過來躺在體檢室的長椅上，軍醫翻著我的體檢表說，你這種體質上戰場怎麼辦？我說，我會修通訊器。我從十二歲開始拆收音機——礦區太偏，收音機是唯一能聽到外界聲音的東西。軍醫看了我很久，低下頭在體檢表上寫了兩個字：合格。他寫“合格”的時候猶豫過。但他還是寫了。因為戰場上需要的不是不怕打針的人——是需要會修通訊器的人。
第一次上戰場，炮彈落在掩體旁邊，衝擊波把我震翻在地。我蹲在戰壕裡抱著通訊器發抖，抖得連長以為訊號受到了干擾。但我一邊抖，一邊把前線觀察哨的座標精確到了小數點後兩位報給了炮兵陣地。觀察哨的座標被雨水打溼了，我只能看到大概位置。我開啟終端的定位補償演算法，把模糊點、已知座標、炮彈落點彈道反推資料輸入進去，終端在幾秒後給出了精確座標。那天的炮擊打掉了敵軍數個火力點。
事後連長問我為什麼不跑。我說，我腿軟了，跑不動。他說，還有呢。我說，通訊器不能丟——通訊器丟了，炮兵就是瞎子。他看了我很久，在我的檔案上寫了兩個字：怕死。
出發之前，德爾文站在帳篷裡把四份檔案排開。他拿起我的檔案，目光落在“怕死”上。他拿起鋼筆，在旁邊加了一行小字。筆尖在紙上移動的速度很慢，慢到每一個字都能聽到摩擦的細微聲響。寫完之後他看了那行字很久。然後他拿起沃克的檔案，把“懦弱”劃掉——不是塗黑，是一條極直的橫線——在下面寫了三個字：未測試。他的手很穩。他知道“懦弱”是蓋棺定論，“未測試”是等待。
我忽然想跟德爾文說一句話。我想說，司令，謝謝你在我檔案上寫的那行小字。我沒有說出來。我站在那裡，嘴張了張，喉結滾動了一下，只是說了聲“是”。然後轉身走出帳篷。
實驗室裡我把資料儲存晶片從終端上拔下來，放進作戰背心的防水口袋裡。晶片很涼，貼在胸口像一塊冰。我想，這塊晶片裡存的東西，燼工看了之後可能會找到疫苗的下一步。我不懂病毒，不懂神骸變體，不懂抗體反向轉錄。但我懂通訊。
上一支回收小隊的通訊兵在最後通訊裡留下了加密頻道的備用金鑰。那種加密方式用的是基於神骸變體訊號頻率的偽隨機數生成演算法，每數十秒頻率變一次，金鑰也變一次。他在死前把金鑰的部分引數傳回了指揮中心，沒來得及傳完——訊號斷在半句話上：“第三組引數是——”然後只剩白噪音。
我在廢墟里一邊跑一邊破解剩下的部分。終端螢幕上的數字在快速滾動，我的手指敲得飛快。手指在發抖，但動作極準，一邊抖一邊把每一個數字都精確到了小數點後一位。第三隻喪屍從廢墟里竄出來的時候，金鑰還剩最後一組沒解完。螢幕右上角顯示頻率倒計時——距離金鑰失效還有一段時間。我可以先跑，跑到安全的地方再解。但頻率會變，變了之後之前解出來的全部作廢，必須從頭再來。
我繼續敲。沒有抬頭看。抬頭會怕，怕了手會抖，手抖了數字就不準。數字不準，金鑰就廢了。金鑰廢了，晶片裡的所有資料都無法解碼。資料無法解碼，燼工就看不到上一支回收小隊用命換來的實驗結果。看不到實驗結果，疫苗就出不來。
我敲完了最後一組數字。螢幕彈出一行文字：金鑰解鎖完成。所有加密頻道已解除限制。我按下發送鍵。然後我站起來。
骨刃從我後腰刺入，貫穿腹部。
疼。晶體化的骨刃在刺入的同時釋放極微弱的暗綠色能量液，接觸血液後讓血液在短時間內降到不正常的低溫。我的整個腹腔都是冷的，冷到四肢末梢發麻，冷到撥出來的氣在嘴唇上結了一層極薄的霜。我低頭看了一眼從腹部穿出來的骨刃尖端——暗綠色的，倒刺排列成交錯的鋸齒，每一根都反射出不同的光澤。那些倒刺是專門設計來讓獵物無法自行脫身的。越掙扎，倒刺越深。
我整個人被挑起來，掛在骨刃上。雙腳離地，身體的重量全部掛在被貫穿的腹腔上。疼到極處反而感覺不到疼了——身體的保護機制把極端的痛感轉化成了麻痺。血液順著骨刃往下淌，滴在碎石上，冒出一縷一縷極細的蒸汽。傷口邊緣已經開始晶體化，極細的晶體纖維從皮膚下長出來，像一層正在結冰的霜。
視野開始模糊。先是最邊緣的輪廓變成灰色，然後是期特凡回頭時的表情變成斑點。最後只剩下一個極小的中心點還是清晰的，那個點裡是伯雷茨的背影。他蹲在爆破索旁邊，一個人擋在暗綠色的光潮前面，像一塊被人立在廢墟上的紀念碑。
我忽然不怕了。不是勇敢——是沒有時間害怕了。當疼和冷和血流失的速度一起湧入大腦時，恐懼被擠出了意識之外。不是戰勝了恐懼，是大腦容量不夠用了。恐懼還在那裡，但它排不上號。排在它前面的是疼，是冷，是必須把揹包從身上扯下來扔給伯雷茨的那件事。
我用僅剩的力氣把揹包從身上扯下來。肩帶在腋下卡住了——骨刃貫穿的位置壓住了釦環。我扯了兩下沒扯動。第三下我把整個身體往側面扭，骨刃的倒刺在體內撕開一道新的口子，肩帶鬆了。我把揹包往伯雷茨的方向扔過去。手臂在空中畫了一條極短的拋物線，揹包落在碎石上，滑了一段，撞在他腳邊。他沒有回頭。但他用腳跟往後退了半步，踩住了揹包的肩帶。他在用腳感知揹包的位置。
我的頭垂下去。下巴抵在胸口，視線落在地面上。血在碎石上往低處流，流到一塊半埋在碎石裡的舊帝國廣告牌碎片時停住了。碎片上印著一行模糊的字：“歡迎來到軍港——卡莫納的東大門。”血漫過“東大門”三個字，把藍色的油墨染成了紫色。
終端從我的手裡滑落，螢幕還亮著。最後一個解鎖序列的執行時間是我被骨刃貫穿前不到一分鐘。我一邊流血，一邊把金鑰解開了。
我叫內馬科。怕了二十六年，最後死的時候腿是直的。不是站直的——是被骨刃挑在空中時身體自然繃直的。但我選擇相信那是直的。因為腿軟了一輩子，值得有一個直的結局。
德爾文後來在戰報裡寫道：該士兵在陣亡前於敵火力覆蓋區內完成加密金鑰的全部解鎖程式，該行為為後續所有通訊提供了基礎保障。他沒有寫“英勇”，沒有寫“壯烈”。他只是寫：該士兵完成了他的工作。
比所有溢美之詞都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