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為,我人生中最大的陰影來自哥哥白琮的光芒。
直到我被迫直面那個埋藏在胸腔深處的秘密,我才明白,有些陰影,足以吞噬一切光亮。
我依稀記得,九歲那年的冬天,格外的冷。窗外的樹枝像乾枯的骸骨伸向灰濛濛的天空,連常青的松柏都蒙著一層死氣沉沉的灰。
起初,只是持續的低燒和咳嗽,家庭醫生開了些藥,說是季節更替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但藥吃完了,症狀非但沒減輕,反而添了新的——心悸。心臟會毫無預兆地狂跳起來,像一隻被困在胸腔裡拼命掙扎的鳥,撞得我肋骨生疼,同時伴隨而來的是呼吸困難的窒息感。
父母終於重視起來,帶我去做了全面檢查。我記得那個全國著名的心臟科專家,看著我的超聲心動圖,眉頭擰成了一個深刻的“川”字。
他和我父母在隔壁房間談了許久,透過磨砂玻璃,我能看到母親抬手拭淚的動作,和父親瞬間僵直的背影。
家裡帶我去了好多大醫院,但得到的結果都一致。
診斷結果像一紙冰冷的判決書:一種極為罕見的的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且進展迅猛。
醫生用盡量平緩的語氣解釋,說我的右心室心肌正在被纖維脂肪組織悄悄取代,這影響了心臟的電傳導系統,導致惡性心律失常和心衰。
“目前的藥物只能暫時控制,延緩進展,”他推了推眼鏡,語氣沉重,“但要想根治……必須儘快進行心臟移植。而且,由於白琰小朋友的血型特殊和體記憶體在一種罕見的抗體,對供體的要求極其苛刻,必須在……在配型成功後的極短時間內進行活體……移植。”他微妙地停頓了一下,迴避了“活體摘取”這個更血腥的詞。
那時我蜷縮在寬大的檢查椅上,雖然不能完全理解“活體移植”的全部含義,但“活體”兩個字像針一樣扎進我心裡。
我知道,那意味著另一顆心臟,必須從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取下來。巨大的恐懼和負罪感瞬間攫住了我。
夜裡,我在病床上偷偷哭泣,拉著媽媽冰涼的手,哽咽著問:“媽媽,是不是……是不是要有一個小朋友死了,把他的心給我,我才能活?”
媽媽總是紅著眼圈,把我摟在懷裡,聲音顫抖地安慰:“別亂想,小琰,是……是會有無私的志願者,他們……他們願意在特殊情況下幫助別人……”可“志願者”這個詞,在她嘴裡顯得那麼蒼白無力。
父親從國外緊急趕回,他風塵僕僕,眼底帶著血絲。我鼓起勇氣,在他單獨陪我的時候,拉著他的衣袖,哭著說:“爸爸,我不要別人的心!我會害死別人的!我寧可自己死掉,也不要這樣!”
我記得父親那張總是波瀾不驚的臉上,第一次出現了裂痕,一種混合著痛楚、決絕和某種我無法理解的複雜情緒一閃而過。
他用力握住我瘦弱的肩膀,力道大得幾乎讓我感到疼痛,聲音低沉得像磐石:“別胡說,小琰!聽著,活著,比什麼都重要!其他的……你不用管。”
那時,哥哥白琮正在大洋彼岸參與一個據說能改變某個前沿科技領域的重大專案,家人商議後,決定暫時不告訴他,以免他分心。
是的,哥哥是個天才,他十幾歲就已經很優秀了,不像我,註定平凡。
這樣,所有的壓力,以及對“志願者”名義上的運作,都壓在了父親一個人肩上。
在我被病痛逐漸吞噬的灰暗世界裡,小瑜姐是唯一溫暖、鮮活的存在。
她是家裡傭人李嬸的女兒,李嬸在我們家服務了二十多年,帶大了哥哥,也帶大了我,就像家人一樣親近。
小瑜姐比我大五歲,那時正是亭亭玉立的少女,梳著簡單的馬尾辮,笑起來嘴角有兩個淺淺的梨渦,眼睛像浸在水裡的黑葡萄,亮晶晶的。
她不像那些小心翼翼的護士,也不像憂心忡忡的父母。她會偷偷避開醫生的巡視,推著我的輪椅,帶我到住院部樓下的小花園。
那時已是初春,迎春花開了零星幾點鵝黃。她聽我斷斷續續地講述那些跳躍的幻想。
她從不打斷我,也不會像某些親戚那樣,用憐憫又帶著一絲“這孩子是不是燒糊塗了”的眼神看我。
她總是微微歪著頭,很認真地聽著,然後眨著那雙會說話的眼睛,語氣帶著真誠的驚歎:“小琰,你的腦子真是什麼奇奇怪怪的想法都能裝下呢!說不定以後,你真能成為一個了不起的發明家!”
在她面前,我不是“白家那個病弱的二少爺”,不是需要被特殊關照的易碎品,我只是白琰,一個有點怪的普通男孩。她是我窒息生活中的新鮮空氣,是絕望深淵邊緣伸過來的一根柔韌的藤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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