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洪聽完，冷哼一聲：“這是個窮兇極惡的匪徒！大過年的，滅人一家六口，就該槍斃。”
祁同偉輕輕搖頭：“最開始我看到卷宗的時候，也覺得張英偉該槍斃，哪怕槍斃十次都不嫌多。
可當我們親自去榆樹灣村實地走訪之後，才發現這起案件遠比卷宗上寥寥幾筆所寫的複雜得多。”
劉光洪坐直了身子，目光凝重：“有多複雜？詳細說說。”
“這件案子不能孤立看待，它的根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埋下了。”
祁同偉緩緩開口，“那時候還是大集體時期，張英偉家和被害人家是鄰居。被害人之一的張大根，當時是榆樹灣村的村支書。
80年當地實行分田到戶時，他仗著職務之便，把村裡最好的水田全都劃歸自家名下。”
“張大根家有三個兒子，趁著分家分地的機會，每人分得一塊好田。張英偉家因為父親老實巴交，只分到了坡上的幾塊旱地，全是石頭地，根本種不出莊稼。
張英偉的母親實在忍不下去，就想去張大根家討個說法。可沒想到，這一去就成了她的死路。”
祁同偉頓了頓，聲音低沉下來：“她在張大根家的曬穀場上，被張大根的三個兒子活活打死。張英偉的父親上前阻攔，也被打斷了一條腿。
那時張英偉才13歲，被張大根的大孫子死死摁在家門口，眼睜睜看著母親倒在地上，血流不止，父親哀嚎著爬不起來……他喊不出聲，動彈不得，只能看著一切發生。”
“事後，張英偉的父親拖著斷腿去鄉政府告狀。可張大根的姐夫正是當時的鄉黨委書記，直接壓下了這件事，最後以‘雙方因土地糾紛發生衝突，已調解’結案，再無下文。”
“沒幾年，張英偉成年後參軍入伍，在部隊待了三年。退伍後又南下打工，一走就是十幾年。
去年過年，他從工廠回來，聽說張大根一家正在家裡聚餐，幾個孩子還在酒桌上拿他母親的死當笑話說，言語極盡侮辱。
那一刻，他徹底崩潰了。除夕夜裡，他拿著退伍時帶回的軍刺，衝進張家，將當年參與行兇的六個人——張大根、他的妻子、三個兒子，還有那個曾把他按在門口的大孫子，全部殺死在屋內。”
空氣彷彿凝固了。劉光洪的臉色陰沉如鐵，握著茶杯的手指猛地收緊，骨節泛白，杯沿磕在桌面上發出一聲悶響。
“鄉政府……就這樣把命案壓下來了？”他的聲音低啞，像砂紙磨過木頭，“一條人命，一條斷腿，就因為兇手的親戚是書記，就能‘不了了之’？”
祁同偉垂下眼，喉結滾動了一下：“卷宗裡甚至沒有‘打死人’這三個字，只有‘發生衝突，已調解’六個字。我們去村裡找老人打聽，一開始沒人敢開口。
後來見我們帶著正式卷宗，有個瘸腿的老獵戶才偷偷告訴我們：當年張英偉他媽被打死後，血浸透了半麻袋穀子，張家連夜把那袋染血的穀子拉去磨成麵粉，分給村裡人吃——就是為了堵住大家的嘴。”
“13歲……”劉光洪喃喃重複著這個數字，指尖在桌面上狠狠一戳，“一個半大的孩子，親眼看著母親慘死，父親殘廢，申冤無門。這十幾年他是怎麼熬過來的？在南方的工廠裡，每天加班十幾個小時，夜裡閉上眼，是不是全是曬穀場上的血？是不是每晚都在夢裡重演那一幕？”
他抬起頭，眼神複雜：“所以你說法律不能‘一刀切’……是因為你覺得，除了張英偉，還有人該被追責？”
祁同偉抬起頭，眼中佈滿血絲：“我不是要替他脫罪。六條人命，他罪無可赦，死十次都不夠。可問題是，當年包庇真相的鄉書記呢？動手殺人的張大根兒子呢？那些明知真相卻沉默的村民呢？他們就沒罪嗎？
法律判了張英偉死刑，可那些藏在制度陰影裡的惡，誰來審判？如果當年有一個人站出來，哪怕只是說一句公道話，這起滅門案，是不是就不會發生？”
“是啊，張英偉哪怕罪該萬死，但他為母報仇，情有可原。”
劉光洪正了正身子，語氣沉穩地說道：“其實，法律不外乎人情！在我們漢人的傳統觀念裡，有幾句話如今似乎被一些人遺忘了。”
“其中一句就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那殺母之仇呢？我覺得，也應屬同一範疇！還有一句老話叫‘法律不外乎人情’，雖不知當初是在何種背景下說出的，但能流傳千年，自有它的道理。更何況，還有‘法外開恩’這一說。”
劉光洪停了下接著說道：“我們國家的律法還不健全要走的路還很長，一刀切確實是個弊端。
如果真要按這個邏輯來判，十幾年前他們活活打死張英偉的母親時，是不是就該槍斃？既然那時沒執行，如今張英偉殺了幾個本就該死之人，他又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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