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需要一個兒子.
一個能長大後撐起這個家、給父親養老送終、還能傳宗接代的兒子。
在農村，“無兒絕後”的想法刻在母親骨子裡，尤其是家裡遭了變故，她更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了“生兒子”上，覺得女兒終究是“外人”，遲早要嫁出去，指望不上。
後來，母親如願生下了弟弟。
家裡雖更拮据了，但母親卻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對弟弟百般疼愛，捧在手裡怕摔了，含在嘴裡怕化了，家裡所有能省下來的東西，全都是弟弟的。
而她，從弟弟出生那天起，就徹底失去了“女兒”的身份，變成了家裡的邊緣人物。
母親常對她說：
“你是姐姐，讓著弟弟是應該的，等你弟弟長大了，就會養你和你爸，你現在多付出點，都是應該的。”
可命運偏不眷顧這個破敗的家。
弟弟三歲那年，被查出患有罕見的遺傳病，從小就臥病在床，無法像正常孩子一樣跑跳玩耍，連自理都成了問題。
醫生說，弟弟的病需要長期用藥、定期複查。
鉅額的醫藥費像一座大山，再次壓在了這個本就搖搖欲墜的家裡。
母親徹底慌了，卻也更加固執——
這是她唯一的兒子，就算砸鍋賣鐵，也要把他治好。
從弟弟確診的那天起，母親就將所有的壓力與希望，都強行壓在了她的身上，把她當成了拯救弟弟的唯一“救命稻草”，彷彿只要她拼命努力，就能治好弟弟的病。
她從來沒有問過阿瑤願不願意，從來沒有關心過她過得好不好。
或許在她眼裡，阿瑤的存在，就是為了弟弟。
她甚至不讓阿瑤繼續讀書，那年阿瑤才十二歲，剛上小學六年級，母親就拉著她的手，紅著眼眶說：
“瑤瑤，你就別讀書了，女孩子讀書沒用，你出去打工，賺錢給你弟弟治病，他是咱們家唯一的根啊。”
阿瑤哭過、求過，說她想讀書，想將來有能力給家裡減輕負擔。
可母親不為所動，甚至對她又打又罵，說她自私、冷血，不顧弟弟的死活。
最終，阿瑤還是輟學了，揹著簡單的行囊，跟著同村的人外出打工。
那年她才十二歲，本該是在教室裡讀書、享受童年的年紀，卻要踏入社會，承受不屬於她的重擔。
在母親眼裡，她生來就是為了弟弟而活，她的存在，就是為了給弟弟賺錢治病。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價值。
就連她打工賺的每一分錢，都必須一分不少地寄回家，不能有絲毫留存。
現實世界裡，她沒有體面的工作，也沒有選擇的權利。
她年紀小，沒讀過太多書，沒有什麼專業技能，更何況正經的工作場所也不會要一個連十六歲都沒有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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