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說劉徹理解不了，無論是往前數的秦朝，還是往後數的東漢乃至三國，對於“伎”的態度，都驚人地一致。
那伎，不就是個物件嗎？
而他們也並沒有覺得這種想法有什麼不妥之處，畢竟這種觀念從先秦時期便己根深蒂固，更別說西漢完全繼承了秦朝的律令體系。
《二年律令》中寫得明明白白：伎與“奴婢”、“馬牛”並列，屬於財產。主人可以隨意買賣、贈送，甚至殺害，法律只追究“損毀他人財物”的責任，罰金極輕，完全不屬於“殺人”的範疇。
而奴婢傷害主人，則處以極刑，他們所生的子女依然是奴隸。
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
曹操的面色有些古怪。
他想起了自己的繼室卞夫人。
卞夫人出身倡家，世代以歌舞娛人為業，說白了，就是“伎”。年方二十時，他在譙縣納了她。
後來的事，世人皆知。
卞夫人賢德，為他生下曹丕、曹彰、曹植，在他原配丁夫人與他決裂後，被扶為正室，幫他操持家務，穩定後方。
可即便如此，這也不會影響他對其他女伎地位的看法。
曹操的心裡其實也清楚，卞夫人的“賢德”，恰恰是她作為“物件”的另一種體現。
溫順、恭謹、不妒、不爭，將所有的心酸和委屈嚥進肚子裡，只為了在那個位置上站得更穩一些。
而正因如此，他看向卞夫人的目光或許會多一些溫情和尊重，但那種根深蒂固的“物件”認知，從未真正改變過。
李世民陷入了沉思。
他自然知道漢代乃至更早對於女伎的態度，那些律法他讀過，那些規矩他也明白。
但他更清楚，時代在變，風氣也在變。
他上位之後，便著手改革了許多前朝積弊，對樂籍、賤籍的處置也寬鬆了許多。
他特意設立內教坊，將一部分技藝出色的樂工、舞伎納入官方管理體系，給予他們一定的俸祿和相對穩定的身份，讓他們為宮廷服務。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這些人提供了一個“官方身份”，區別於完全被私人掌控和隨意買賣的私伎。
更重要的是，他為他們打開了一條極其困難卻存在的“脫籍”通道。
內教坊的伎人，可以透過“上番”服役期滿，申請脫去樂籍，成為良民。
雖然過程艱難，成功率也未必高，但這至少給了他們一個念想，一個盼頭，比起漢代那種“奴婢子孫仍為奴婢”的世襲制度，這己是天壤之別。
可李世民心裡也清楚，這些舉措並未從根子上改變什麼。
奴婢和官戶、雜戶的地位雖有所區分，但仍屬於賤民階層，與良人有著天壤之別。
若有人殺死官伎或奴婢，最重的處罰不過是流放，絕對到不了殺人償命的程度。
她們在律法眼中，只是比牲畜更貴重一些的財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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