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扶著牆緩了好一會兒，胸口的悶痛才稍稍減輕。
口袋裡的手機又震動起來，這次是老伴的號碼。
我深吸一口氣，按下接聽鍵，儘量讓聲音聽起來不那麼沙啞：
“喂，親愛的。”
“海瑞，房東剛才來了，管我們要今年的房租，我說等你回來再給。你手裡還有錢吧？”
“親愛的”我艱難地擠出幾個字，“等我回家再說。”
我掛了電話，腳步像灌了鉛一樣挪回公寓。
推開門時，老伴正坐在沙發上搓著手。
看到我進來，她立刻站起來：“海瑞，你是不是沒錢了？跟醫保公司打的官司怎麼樣？”
我把包扔在地上，癱坐在沙發裡。
“官司沒打贏，錢沒了。”我聲音嘶啞，“律師費坑了我三十二萬，加上之前的五千，就剩一萬五了。”
老伴倒吸一口涼氣，捂住嘴：
“那那房租怎麼辦？一萬五也才半年的房租啊！房東他只按一整年收，另外的一萬五該怎麼辦？”
我坐在沙發上，看著我的老伴，受過高等教育的我，自言自語的分析著我目前的情況：
“現在擺在咱們倆面前有兩種選擇，第一種選擇，趁著律師費還沒給，咱們兩個人拿著三十四萬的美金，去別的國家生活。”
“比如日本、韓國、他們的物價更低，這三十四萬美金能支撐我們活很久。”
“第二種選擇就是，認交這筆律師費，你和我被房東趕出去。”
“一萬五倒是夠我們花一段時間，咱們兩個人可以去住救濟站。”
老伴的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掉，“救濟站聽說那裡環境差的要死，而且還不安全”
我沉默著沒有說話。
大約沉默了五六分鐘的時間，最後我站起身來：“我今天有些累，先睡覺吧。”
這一夜，我和我老伴誰也沒睡踏實，我估摸著凌晨四點我才睡著。
第二天清晨，一串敲門聲把我從睡夢中叫醒。
我掙扎著起身去開門，門外站著一個華夏人，手裡拿著一雙球鞋：
“海瑞博士您好，我叫蕭淼，這是您預定的球鞋。”
我想起昨天的那個電話來，沒好氣的看著眼前的華夏人。
“蕭，我沒預定過球鞋，你一定是搞錯了。”
蕭淼沒搭理海瑞，而是在心中呼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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