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木從升P5以後，就沒再刻意和二老提過自己的具體收入，更沒提過終結專案的獎金。畢竟錢來得太容易，也會讓人心生不安。
所以對二老而言，喬木雖然工作沒多久就迎來漲薪和獎金，但一年兩次也就是極限了。而且一個月7500，已經遠超官方公佈的去年大同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均工資了。工作一年就有這個收入，已經很了不得了。
再多，這個行業或這個公司就不對勁了。
所以月薪什麼的倒還好，說不定這個他們完全不理解其業務具體含義的公司，說不定真的很賺錢呢。
但兒子去年過年剛給了二老十萬，去年國慶去桂林又花了五萬，結果一年的工夫，又存下三十萬，什麼時候錢這麼好賺了？
在二老的認知中，能這麼賺錢的，都是自己當老闆攬專案的。一個一百萬的專案，刨去成本五十萬、好處費十萬、公司資金二十萬，剩下二十萬都是老闆的。給別人打工，除非是那些職業經理人——他們年輕時管這群人叫打工皇帝，否則都只能熬工齡。大城市還能跳槽漲薪。
喬木自然沒法如實解釋什麼是終結專案，不過他換了個說法：公司的專案都是和大企業合作，給人家做服務，利潤率很高。每完成一單，專案組成員都有獎金。完成得越快越好，獎金越高。
他能攢下三十萬，就是因為他跟了個好領導，每次專案都完成得多快好省。
這麼說，總算把喬父糊弄過去了。
“那你也不能亂花錢，”對方接受了他的說法，卻依舊不鬆口，“趁著能賺錢，多存點兒，將來有的是花錢的地方。”
說完他還不過癮：“現在的年輕人也不知道都咋了，不存錢，還從網上借錢，最後年紀輕輕的都成了老賴！我們那個時候，誰不是省吃儉用的？借別人十塊錢，就茶不思飯不想，節衣縮食也得先還上再說。”
‘所以你們沒發財。’喬木心裡吐槽。
那個年代能發財的，都是有膽量大筆借錢，有魄力大筆散錢的人。借雞生蛋，借到最後雞都不還了，隨便拿幾個賣相不好的蛋就抵了。
“您就先別考慮買房的事兒了，”他決定先透個底兒，“我今年應該就要調去太原了。”
“去太原？出差還是常駐？”喬父愣了愣，趕忙追問。
“常駐吧，但也不好說。”
他想了想，找了個說法：“我現在級別是六級，再升一級就必須去太原了承擔更大的專案了。大同這邊的專案太小，我這個級別留在這兒屬於浪費，公司不允許。我今年肯定能升七級，但具體什麼時候還不好說。後面升到十級的話，就必須去北京，太原都不能待，這是公司硬性規定。”
“哪有這樣的？不考慮員工個人和家庭情況？”喬父沉吟著，喬母先不樂意了，“這也太霸道了吧？”
“也不能這麼說，”喬木替公司辯解，“人家開那麼高的薪水，怎麼可能任憑員工在小地方養老？”
“你這一年就六級了？”喬父有些難以想象，“和著倆月升一級？”
“不是這麼算的，”喬木繼續解釋，“那些大學實習生是一級，我們試用期就是二級，一轉正就是三級了。我是一年升了三級，還行吧，不算鳳毛麟角，但這個速度應該能排進前10%。”
他對自己過去一年的成績輕描淡寫，儘可能讓自己顯得“普通的優秀”，免得二老多想。
“那可以不去嗎？就停在六級，留在大同。”喬母還是不希望孩子往遠處走。
“制度上不允許，”喬木半真半假道，“公司也不是做慈善的，對吧？”
制度上雖然不允許，但調查員卻可以摸魚划水不晉級。當然，這個他絕對做不到。
“我們這些從小地方調到省會的員工，都會有一次大調薪。把基礎工資按兩地人均工資的比值進行調整。我之前查過，太原去年人均月收入不到一萬一，咱們大同才六千五，將近二比一。”
喬木描繪著調去太原後的美好藍圖：“我現在基礎工資是六千，去了太原直接漲到九千八。七級員工的工資，是基礎工資的2.7倍。到時候，我一個月稅後就能拿兩萬六千塊錢！”
“這還不算專案的獎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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