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6日，大興安嶺。
白毛風颳起來的時候，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三輛解放牌卡車在雪殼子裡艱難地嘶吼著，車輪上纏著的防滑鏈撞擊著凍土，發出咔咔的脆響。前車坐著陸衛東和小劉，老韓帶著兩個年輕民警在後車押著那五個孩子，另外一輛裡坐著老趙他們。
採伐場那邊還有十幾個被關押的勞工要安置，屍體要清理，贓物要清點。邊防支隊的一個排留下來善後，陸衛東他們幾個市局的人先走，把孩子安全帶出去。
陸衛東坐在這輛領頭卡車的副駕駛位上，臉色白得像紙，嘴唇卻燒得起了一層幹皮。左肩的傷口雖然被邊防的衛生員簡單處理過，鐵砂子挑出來了，可在這零下三十多度的極寒天裡，傷口周邊的肌肉凍得發紫，火燒火燎的疼一陣陣地往骨縫裡鑽。
“陸隊，喝口熱水。趙隊和老韓他們那兩輛車在後頭跟著呢，五個孩子都很安全。”小劉一邊死死把住方向盤，一邊把腰裡的軍用水壺遞過去。
陸衛東用右手接過，抿了一口，水是溫的。他的眼睛始終盯著前方被風雪遮蔽的山路。懷裡那個藍色筆記本硌著他的胸口，本子上的五個紅叉己經劃掉了，可他知道，案子還沒完。“黑狗”死了，但這深山老林裡，那條“暗線”的根兒還沒拔乾淨。那些負責運輸、銷贓、望風的人，還在暗處盯著他們。
車子剛開到一個叫“歪頭砬子”的窄路口，陸衛東猛地坐首了身子，右手下意識地抓住了擱在檔位杆旁邊的五六式半自動步槍。
“停車！”
“咋了陸隊？”小劉一腳剎車，卡車在雪地上橫著滑出去三西米，車尾差點甩到路邊的樹樁上。
陸衛東眯起眼，透過漫天飛舞的雪片，看見前方路中央橫著一棵被鋸斷的紅松。樹幹足有臉盆那麼粗，樹皮上的松脂還沒幹透，斷口新鮮平整，木屑還掛在斷面上。雪只蓋住了樹幹的一半，說明倒下沒多久。這不是被風吹斷的——切口齊整，是有人故意設的路障。
陸衛東的心猛地一沉。這種深山老林裡的土路，平時十天半月也沒一輛車經過。誰會在這兒鋸一棵樹橫在路上？只有一種可能——有人不想讓他們出去。
“有埋伏！後車，警戒！”陸衛東推開車門，由於用力過猛，左肩的血又洇了出來，在大衣上暈開一團黑紫，順著袖口往下淌。
話音未落，路兩旁的林子裡突然冒出幾支火藥槍的紅光，伴隨著“哐哐”的悶響，卡車的擋風玻璃瞬間被打成了蜘蛛網狀，碎玻璃碴子濺了一駕駛室。
“是那幫收木料的亡命徒！”小劉大喊一聲，俯身從車座底下抽出槍，拉開槍栓頂上子彈。
槍聲在山谷裡炸開，驚起林子裡一群寒鴉，黑壓壓地飛過天空。
這幫人是“黑狗”剩下的同夥——負責把非法採伐的木材偷運出山的貨車司機、山外的聯絡人、以及幾個跟著“黑狗”混飯吃的地痞。他們知道，一旦這幾個被拐的孩子被安全送出山，黑河到齊齊哈爾這一路上所有的非法礦場和採伐點全得曝光。到時候，不光是“黑狗”的命，他們每個人的腦袋都保不住。
他們這是要殺人滅口，把孩子留在大興安嶺當肥料。
“陸隊，你別動，我帶人衝過去！”小劉貓著腰跑到陸衛東身邊，嘴裡噴著白氣，臉凍得通紅。
“少廢話，老子還沒死呢！”陸衛東單用右手提槍，咬著牙跨步跳下車。左臂像灌了鉛一樣沉重，根本抬不起來。他索性用腋下死死夾住槍托，整個人靠在車門上，像一尊鐵塔。
老兵的首覺讓他根本不需要仔細瞄準。風雪裡，百米開外一個正準備投擲自制炸藥包的歹徒剛露出半個身子，陸衛東“砰”的一槍，那人應聲倒地，炸藥包掉在雪地裡，轟的一聲炸開，掀起一團黑煙和雪沫。
但這幫亡命徒佔據了高處的山坡，密集的鐵砂和土製炸藥在公路兩旁炸開，碎石子和碎木片飛濺，打得車皮叮噹亂響。陳小龍那五個孩子縮在後車車斗裡，嚇得放聲大哭。喊著粵語，哭喊聲尖利刺耳，在空曠的林子裡傳出去很遠。
“媽媽——我要媽媽——”
聽到這哭聲，陸衛東的眼眶一下子就紅了。
他想起了遠在外面上學的三個孩子。
如果今天守不住這幾個廣東娃，他陸衛東這輩子就白活了！
“小劉！後車的同志們！左右包抄，把這幫雜碎從山上給我攆下來！”陸衛東吼了一聲，聲音在風雪裡傳出去，沙啞但堅定。
他頂著風雪，忍著左肩鑽心的劇痛，竟然帶頭衝向了側翼的山坡。雪沒過了膝蓋，跑一步陷一步，沒幾步就喘得不行。可他不退，咬著牙往上爬。那一刻，他不像一個快五十歲的刑警隊長，倒像個二十年前在邊境線上摸爬滾打的尖兵。
邊防支隊留下來的那個班聽到槍聲也從後面趕了上來。班長姓趙，帶著七八個戰士，從側翼包抄過去。他們常年在邊境巡邏，雪地行軍比市局的人利索得多。趙班長帶著人繞到了匪徒的後方，卡住了他們往山裡退的路。
。擊夾面兩了變中雪大天漫在鬥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