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齊哈爾市公安局大院裡，兩輛黑色伏爾加轎車穩穩停住，省廳督察組的同志面色嚴峻地跨進辦公樓。這股低氣壓迅速蔓延開來，讓原本忙碌的大院瞬間安靜了不少。
陸衛東正站在二樓走廊盡頭，看著老趙帶人把那個癱軟如泥的孫幹事帶出審訊室。
“陸隊，孫幹事這回是真栽了。”老趙走過來，壓低聲音說道，“那盤磁帶是真的，那是他在1975年趁著值班，偷偷接線錄下來的。但這老小子承認，寄給省廳的那張所謂‘影印件’是他找人寫的再拍照弄的假貨。那封舉報信裡的劉富民，他其實根本不認識，只是因為想蒐集一些你的問題，就瞎編亂造說人家是逃犯。”
陸衛東點了點頭，整了整平整的白襯衫領口，大步向會議室走去。
會議室裡，督察組的王組長按下了錄音機的播放鍵。
“……趁著雪大，走吧。這封信你拿著，路上別回頭。”
磁帶滋滋的電流聲裡，陸衛東的聲音顯得有些年輕。那是八年前，他剛當上所長不久的一個冬夜。
“王組長，錄音是真的。”陸衛東開口，聲音沙啞但穩健，“但我得糾正舉報信裡的一句話。劉富民不是破壞分子，他是山東龍口下丁家的知青，跟我是一個公社隔山頭的老鄉。1975年1月，紅旗農場三隊斷糧七天，那孩子是揣著全隊湊出來的二十斤糧票和五塊錢，進城給大夥踅摸活命糧食的。”
他往前湊了湊，盯著王組長的眼睛：“他因為揣著給全隊救命的票據卻在車站被偷了信和口糧。一個二十五歲的年輕人，餓了兩天兩夜，在零下三十度的風雪裡絕望了，喊了兩聲。我當年審了他一個通宵，我看到的不是敵人，而是一個想回家盡孝、想讓隊友活下去的同志。”
“所以我燒了報告。”陸衛東敲了敲桌子，“1979年大返鄉，他是拿著農場和當地公社雙重開具的清白證明回的山東。如果他是壞人，檔案核銷那一關，他都過不去。”
王組長翻看著手裡那張偽造得粗糙的“影印件”，又聽了聽錄音。在那個物質匱乏、人心浮動的年代，一個基層所長不僅沒有為難知青，還給了對方一點回家的希望。這在1983年的嚴打邏輯裡，只要動機純粹，根本構不成包庇。
傍晚時分，省廳的同志帶著卷宗離開了。
王組長臨走前，在市局大門口拍了拍陸衛東的肩膀：“衛東同志，好好幹。1975年你是對的。”
陸衛東笑了笑，沒多說什麼。
他拒絕了局裡開吉普車送他回家的提議，而是從車棚裡推出來那輛二八大槓。此時天己經晴透了，夕陽把齊齊哈爾的街道染成了一片暖橘色。
陸衛東在報刊亭停下，買了一份《齊齊哈爾報》。
報紙的頭版是《嚴厲打擊刑事犯罪，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他仔細讀著關於“嚴打”的即時新聞，文章裡提到要“準確定性，不枉不縱”。陸衛東看著那些鏗鏘有力的文字，再想起孫幹事因為誣告陷害被首接帶走的背影，心裡那塊壓著的大石頭，終於徹底成了灰。
路過供銷社，陸衛東買了半斤紅糖，又給孩子們稱了一斤油炸糕。
還沒進門，就聽見院子裡傳來跳繩的聲音。
“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老西正扎著兩根麻花辮，在那兒練跳繩呢。如今己是十三歲的大姑娘了，個頭躥得挺快，眉眼間越來越像她媽王淑芬。
“爸！你回來啦！”秀芳停下繩，小臉紅撲撲的，脆生生地喊了一句。
“哎。”陸衛東笑著應了一聲，從車把上取下油炸糕，“拿去，跟你弟分去。”
“爸你真好！”秀芳接過油炸糕，眼角笑成了彎月牙，轉身就衝屋裡喊，“老弟，快出來，爸買油炸糕了！”
老五像陣風似的從屋裡卷出來，姐弟倆在大樹底下分著油炸糕，那股香甜味兒瞬間衝散了陸衛東一天的疲憊。
王淑芬繫著圍裙從灶房出來，手裡還拿著把蔥，瞧見丈夫神色輕鬆，她那顆提了好幾天的心總算放進了肚子裡。
“局裡沒事了？”她壓低聲音問。
“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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