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官員之間的書信往來、同鄉故友的探訪交流，這股探討格物之學的風氣，如春水漫野，漸漸蔓延到了各地士林。
至於其中可能涉及的技術洩密之虞，朱由校倒是看得很開。
一來，在錦衣衛的嚴密監控下，大明各地的西洋傳教士早已被盡數驅逐，少數滯留者也被嚴密看管，一舉一動皆在掌控之中。
此前便有數名傳教士心懷不軌，暗中收買工匠，企圖抄錄、竊取我大明營造法式、火器圖譜、精良醫術、天文歷算乃至新式農書等典籍圖冊，編篡成帙，欲夾帶出境，運回泰西。
此事卻被海關吏員於例行查驗中識破截獲，人贓並獲。事發後，涉事傳教士及被收買之人，皆以“窺探國朝機密、圖謀不軌”之罪明正典刑，首級傳示沿海諸港，以儆效尤。
二來，治國育才，尤如治水，宜疏不宜堵，豈能因噎廢食？若因懼怕些許技術外流，便閉關自守，扼殺國內求知探索之風，才是真正的自毀長城，得不償失。
唯有自身根基深厚，學問人才輩出，方能無懼外界風雨。
這一日，乾清宮東暖閣內，朱由校斜倚在鋪著明黃軟墊的御座上，側耳聆聽著御前秘書司掌事官趙彥章的奏報。
內容正是近日朝野間，因那套御賜格物教材引發的種種議論、爭辯乃至趣聞軼事。
聽著聽著，朱由校嘴角不由浮起一絲複雜的笑意。
誰說古人愚鈍，不曉鑽研？
恰恰相反，在這個既無手機刷屏、亦無網路紛擾，娛樂方式相對匱乏的時代，無數讀書人將大把的空餘時光與心神才智，盡數傾注於書卷之中，其專注與持久力，遠超後世常人想象。
只是過往，他們的全部聰明勁兒，都被牢牢束縛在“四書五經”、“朱子集註”那方寸之間的經義框架內，皓首窮經。一朝金榜題名，大多人又將這份才智用於官場文章、詩詞應和，或是步入歧途。
一旦掙脫這桎梏，將那份專注與執著投向更廣闊的天地萬物，其迸發出的鑽研精神與思維能力，往往純粹得令人驚歎。
譬如東漢張衡，本是通經致用的大儒，卻於經史之外，深耕天文、曆法、機械之學，造渾天儀以觀星象，制地動儀以測震源，其才智橫跨文理，千古罕見；
元代郭守敬，以翰林出身執掌太史院，卻不困於書齋，躬身遍歷天下，測日影、定曆法，創制簡儀、高表等十餘種天文儀器，編訂《授時歷》，精度遠超前代，惠及農桑數百年；
及至本朝，李時珍三試不第後，毅然轉身，足跡遍及湖廣、江西、江蘇、安徽，訪採四方，考辨八百餘家醫著，歷時二十七載，終成《本草綱目》這部醫學寶典；
更有宋應星，舉人出身，卻遍訪匠作，著《天工開物》，被士林譏為“奇技淫巧”，卻正合今日之用。
可見，讀書人一旦放下“萬般皆下品”的偏見，將才智與汗水用在格物務實、探索自然之道上，總能結出超越時代的非凡碩果。
他想起前世在理工大讀研時，自家導師曾感慨：“咱們學校偏僻，門口連個象樣的賓館都沒有。可正因為如此，少了外界的誘惑紛擾，你們才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如今的大明，某種程度上，正具備這種“耐得住寂寞”的潛力。一旦引燃那點好奇的星火，其燎原之勢，或將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朱由校心底，其實是樂於見到這般局面的。
他心裡清楚，眼下大明看似百花齊放、新奇事物層出不窮的表象之下，實則根基不穩的隱憂。
大明的蒸汽機、紡織機、水泥、燧發槍、高爐鍊鐵……這這些撐起“中興氣象”、令朝野振奮的成果，追根溯源，十之七八依賴著系統“天工院”的研究人員，以及自己砸進去的無數真金白銀。
說穿了，這是走了捷徑，是跨越式的技術引進。
而真正屬於大明本土的、系統性的格物之學，其根基依舊淺薄得可憐。
全賴宋應星、王徵這般百年難遇的曠世奇才在支撐，中下層的格物人才幾乎是一片空白，難以為繼。
而新式學堂的幼苗剛剛播種，遠未成林。大明的技術創新和發展，終究不能只依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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