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陽的記憶無比清晰，正是在2009年至2011年間，為了給支付寶獲取至關重要的央行《支付業務許可證》，掃清外資控股的身份障礙。
老馬以令人瞠目結舌的決斷力和頗具爭議的方式，在未正式通知大股東雅虎和軟銀的情況下，分兩步將支付寶的控股權從阿里巴巴集團體系內，轉移到了他個人完全掌控的浙江阿里巴巴電子商務公司名下。
這一先斬後奏的操作，在當時引發了國際資本市場的巨大震盪。
雅虎和軟銀在事後得知詳情時震驚且憤怒，公開指責老馬違背了公司治理原則和股東協議，擅自處置了集團核心資產。
這場風波將老馬和阿里巴巴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契約精神”與“國家金融安全”的爭論激烈交鋒。
儘管過程充滿爭議，但最終在2011年，老馬與雅虎、軟銀達成了艱難的補償協議。
根據協議，由支付寶發展而來的螞蟻集團承諾，在其未來上市時，需向阿里巴巴集團支付一筆一次性現金補償，總額不超過60億美元。
此外，在上市前，螞蟻金服每年需將其稅前利潤的49.9% 支付給阿里巴巴集團，作為智慧財產權和技術許可費用。
這兩項補償，尤其是每年近半的利潤分成，其分量之重，足以證明支付寶的價值是何等驚人，也反襯出老馬當年冒險轉移控制權，所試圖保護和爭取的，是怎樣一個關乎國計民生的金融基礎設施的未來。
這絕非簡單的商業博弈，而是夾雜著國情、監管、企業生存與創始人野心的複雜抉擇。
坐在老馬對面，陸陽內心對這位備受爭議的商業鉅子，在支付寶轉移這件事上，其實是持支援態度的。
理由有兩點。
第一，樸素而現實的家國情懷與利益考量。
阿里巴巴集團當時近70%的股權掌握在雅虎和軟銀手中。
支付寶作為未來可能掌握億萬人支付資料、滲透到社會經濟毛細血管的金融樞紐，其控股權如果長期旁落於外資之手，無論是從國家金融安全監管的角度，還是從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樸素情感來看，都讓人難以安心。
將這樣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工具的控制權拿回來，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在陸陽看來，是必須跨出的一步，哪怕手段值得商榷。
第二，也是更關鍵的現實必要性，那就是支付牌照。
陸陽深知，如果沒有那張央行頒發的支付業務許可證，支付寶就永遠是一個遊走在灰色地帶的“野孩子”，無法正名，無法大規模擴張業務，無法接入更多金融場景，更無法抵禦政策風險。
而當時央行對於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審批，尤其關注股權結構的清晰、可控，特別是對於外資背景的敏感程度極高。
以阿里集團當時的外資控股結構，支付寶幾乎不可能順利過關。
老馬轉移控制權，與其說是搶奪，不如說是在當時政策與資本結構夾縫中，為支付寶求得一線生存和發展空間的不得己甚至唯一的破局之路。
如果固守舊有結構，支付寶很可能胎死腹中，或者永遠淪為淘寶內部一個不起眼的支付工具，絕無可能成長為後來的國民級應用。
想通了這一切，陸陽看向老馬的目光，多了幾分複雜的意味。
他不再僅僅將對方視為一個談判桌上需要戰勝的對手、一個未來可以薅羊毛的物件，更看到了一個同樣在迷霧中前行、試圖為自己的夢想和事業劈開一條生路的創業者所面臨的巨大困境與抉擇。
也正是在這一刻，讓支付寶從阿里巴巴集團獨立出來這個念頭，如同黑夜中的燈塔，驟然在陸陽腦海中亮起。
這不再僅僅是他為了獲取股權而丟擲的談判籌碼，更是一個基於前世記憶、洞察當下困局、指向未來雙贏的戰略契機。
他丟擲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想嚇唬老馬，更是想點燃對方心中那團可能早己存在、卻因現實羈絆而不敢深想的辦法。
同時，他也為自己參與其中，找到了一個超越單純財務投資、更具建設性和戰略協同價值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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