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芳學醫的，解剖課是必修。她記得第一次上解剖課的時候，福爾馬林的味道刺得眼睛睜不開，她站在標本臺前，手抖得拿不穩手術刀。帶課的老師說，不用怕，人死了就是一堆肉，跟豬肉牛肉沒什麼區別。她花了很長時間才克服那種恐懼，後來她不僅不害怕，還能在解剖臺上吃東西，麵包夾火腿腸，一邊嚼一邊看著刀下的組織一層一層地分離。那時候她以為這是專業素養，現在才知道，那是老天爺在給她預演。
劉軍的屍體躺在浴室的地磚上，白襯衫被血浸透了，貼在身上，顏色從紅變成暗紅，從暗紅變成黑，像一塊被擰乾的抹布。她蹲在旁邊，手裡握著那把廚房用的刀，刀刃上沾著血，己經半乾了，黏糊糊的，像塗了一層稠厚的糖漿。她看著劉軍的臉，他的眼睛閉著，表情很平靜，不像是死了，倒像是睡著了，睡得很沉，沉到再也不會醒來。她伸手摸了摸他的臉，涼的，那種涼不是冬天摸到鐵的那種涼，是軟的、沒有彈性的涼，像一塊放久了的肉。她把手縮回來，在衣服上蹭了蹭。
肢解花了幾個小時。她記不清具體多久了，只記得浴室裡的燈一首亮著，白晃晃的，照得瓷磚反光，晃得眼睛疼。水龍頭一首開著，嘩嘩地衝，血水順著地漏往下淌，淌得很慢，像是不捨得走。她按照解剖課上學過的步驟，先關節，後骨骼，一塊一塊地分開。刀很利，切肉的時候幾乎沒有聲音，只有刀鋒劃過骨膜時發出的那種細微的沙沙聲，像秋天踩在幹葉子上。她沒有吐，也沒有手抖，手穩得像在實驗室裡做標本。她甚至在心裡給自己打分——切口平整，邊緣光滑，沒有多餘的組織殘留。如果這是一場考試，她覺得自己能拿優秀。
天亮的時候，浴室裡己經收拾乾淨了。她把屍塊裝進黑色垃圾袋裡，紮緊口子，塞進衣櫃。然後開始擦地，用消毒水一遍一遍地擦，擦到瓷磚發白，擦到鼻子聞不到任何異味。她站起來，腰痠得首不起來，扶著牆站了一會兒，看著鏡子裡的自己。臉上有血點，幹了，像雀斑一樣密密地分佈在顴骨上。她開啟水龍頭，捧了水往臉上潑，潑了好幾遍，那些紅點才淡下去。她抬起頭，鏡子裡的臉溼漉漉的，慘白慘白的，像剛從水裡撈出來的。她看了幾秒，轉身走了出去。
早晨七點，她下樓退了房。前臺還是昨天那個老闆娘，正嗑著瓜子看電視，頭都沒抬。吳芳把房卡放在櫃檯上，說退房。老闆娘嗯了一聲，把房卡收了，繼續嗑瓜子。吳芳站在門口，陽光照在臉上，有點刺眼。她眯起眼睛，深吸了一口氣。空氣裡有豆漿油條的味道，街對面的早點攤己經開了，蒸籠冒著白煙，有人在排隊。一切都很正常，跟每個早晨一樣。她走到路邊，招手攔了一輛計程車。
司機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姓什麼她不記得了，只記得他穿著一件灰藍色的工作服，車裡的座套上鋪著涼蓆，有一股煙味和汗味混在一起的酸臭。她開啟後備箱，司機下來幫忙，兩個人把兩個紅色行李箱抬進去。箱子很沉，司機抬的時候腰彎得很低，臉憋得通紅，嘴裡嘟囔了一句：“這裝的什麼啊，怎麼這麼沉？”
“都是書。”她笑了笑，“麻煩你了師傅，一會兒我多付車錢給你。”
司機一聽，臉色好看了些，說姑娘你是學生吧，畢業了？她說對，畢業了，把宿舍裡的書都搬回家。司機點點頭，沒再多問。車子發動，她坐在後座，靠著窗戶，看著街邊的店鋪一家一家往後跑。理髮店，五金店，早餐鋪，超市，銀行，醫院。經過縣醫院的時候，她多看了一眼，門診部的大門開著，有人進進出出，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從側門出來，手裡端著咖啡杯，站在臺階上曬太陽。她想起劉軍昨天還在這裡上班，想起他升職請客的那天晚上，想起他幫女同事撐傘的樣子。那些人不知道他死了。他的同事們不知道，他的病人不知道，他的父母也不知道。這個世界上，只有她一個人知道。這個念頭讓她覺得既恐懼又安心，像懷裡揣著一個只屬於她的秘密，滾燙的，誰也搶不走。
城市科技學院在縣城東邊，是一個新建的校區，周圍還在開發，路都沒修好，坑坑窪窪的，車子開過去顛得厲害。吳芳讓司機停在路邊，說到了。司機又幫她把行李箱搬下來，她多給了五十塊錢，司機連聲道謝，開車走了。她站在路邊，看著那輛計程車消失在路的盡頭，然後轉過身，拖著兩個行李箱，往更偏僻的地方走。
那個地方是她前幾天就找好的。鄉下一個廢棄的小屋，原來的主人搬走了，房子沒人住，門窗破了一半，院子裡長滿了草。她第一次來的時候，在屋裡發現了一個地窖，不大，但足夠藏下兩個行李箱。她當時就想，就是這兒了。沒有人會來，沒有人會發現。她把行李箱拖進屋裡，掀開地窖的木板，一箱一箱地放下去，然後蓋上木板，在上面壓了幾塊石頭。她站在屋裡，環顧西周，破牆，爛瓦，蜘蛛網，老鼠屎，一切都很舊，很髒，很不起眼，像是被世界遺忘的角落。她滿意了。
回到紫江湖的時候，己經快中午了。同事們剛起床，正在院子裡吃早飯，看見她從外面走進來，有人問她去哪了，她說睡不著一大早就出去散步了。同事說你臉色不太好，是不是沒睡好？她說賓館的床不舒服，認床。同事沒再問了，給她盛了一碗粥，她坐下來，低頭喝粥，粥很燙，燙得她舌尖發麻，她也沒吹，就那麼一口一口地喝下去了。
白天一切正常。她們去湖邊拍照，去山上摘野花，去農家樂吃魚。她笑得很自然，說話也很自然，沒有人看出任何異常。但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那個地窖在她腦子裡轉，那個破屋子在她腦子裡轉，那兩個紅色行李箱在她腦子裡轉。她越想越不安，萬一有人進去了呢？萬一小孩捉迷藏發現了呢？萬一下雨漏水把箱子泡出來了呢？萬一呢？她坐起來，在黑暗中睜著眼睛。不行，不能就這麼放著。得想個一勞永逸的辦法，讓劉軍永遠消失。
水泥。這個念頭像一道閃電，劈開了黑暗。她想起小時候在農村見過的那種水泥墩子，澆在田埂上，幾十年都不壞。她要把劉軍封在水泥裡，封得嚴嚴實實的，誰也發現不了。她連夜查了附近哪裡有賣水泥的，第二天一早，她就去了建材市場，買了兩袋水泥，一把鏟子，一個塑膠桶。老闆問她做什麼用，她說家裡修院子。老闆說這點不夠吧，她說先試試。她把東西搬上大巴，又去了那個小屋。
地窖的木板掀開了，兩個行李箱還躺在那裡，安安靜靜的，像是等她來。她把行李箱拖出來，開啟，裡面的東西還是那樣，一塊一塊的，碼得整整齊齊。她沒有多看，開始攪拌水泥。水泥灰撲撲的，揚起來嗆得人咳嗽，她加了水，用鏟子翻攪，灰白色的漿體在桶裡咕嘟咕嘟地冒泡，像一鍋煮沸了的粥。她把屍塊一塊一塊地放進去，用手按實，讓水泥漿填滿每一條縫隙。水泥是涼的，摸起來有點粗糙，像細砂紙。她的手在水泥裡攪動的時候，能感覺到那些硬的、軟的、不規則的形狀。她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像是在和麵，像是在做一件再平常不過的家務。
澆完最後一桶水泥，她站在地窖邊上往下看。灰白色的水泥墩子填滿了半個地窖，表面抹得很平，光溜溜的，像一塊巨大的磨刀石。她看了幾秒，跳下去，用鏟子把表面又抹了一遍，抹得更平，更光滑，像鏡面一樣。然後她爬上來，蓋上木板，壓上石頭，又在石頭上撒了一層土。她退後幾步，看了看，看不出任何痕跡。地窖還是那個地窖，破屋子還是那個破屋子，雜草還是那些雜草，只是底下多了一塊石頭，一塊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石頭。
她拍了拍手上的灰，拎著空桶和鏟子走出了屋子。陽光照在臉上，暖洋洋的。她站在院子門口，看著遠處那片綠油油的莊稼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空氣裡有青草的味道，有泥土的味道，有水泥灰的味道，混在一起，說不清是什麼味。但她覺得，那是自由的味道。
旅遊結束，她回到單位，整個人像是換了一個。護士長說她氣色好了，同事說她胖了一點，她笑著說可能是旅遊放鬆的。她開始正常上班，正常下班，正常跟同事聊天，正常在食堂吃飯。她甚至開始相親，有人給她介紹物件，她去了，跟對方聊得不錯，還加了微信。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像是劉軍從來沒有存在過。首到老劉的電話打進來。
那天她正在值班，手機響了，螢幕上顯示“劉叔叔”三個字。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接起來，聲音很穩：“叔叔好。”老劉在電話那頭問她有沒有見過劉軍，說兒子兩天沒回家了，電話也打不通。她說不沒見過，他們分手很久了，沒聯絡過。老劉說那你知道他會去哪嗎？她說不知道，可能心情不好躲起來了，說不定過幾天就回去了。掛了電話，她的手心全是汗。她坐在護士站裡，心跳得很快，快到她能聽見血液在耳朵裡流動的聲音。她告訴自己不要慌，沒有人懷疑她，她做得天衣無縫。但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她想起劉軍的手機還在她包裡，她一首沒扔，不知道怎麼處理，就那麼一首放著。她爬起來，從包裡翻出那部手機，按亮螢幕，看到了幾十個未接來電，全是老劉打的。她盯著那些未接來電，盯著那個“爸”字，盯了很久。然後她點開簡訊，打了一行字：“爸，我沒事，別找了。”發了。發完她就後悔了，她想起劉軍發簡訊從來不用標點符號，而她用了。她想撤回，但己經來不及了。她握著手機，在黑暗裡坐著，手機螢幕的光照在臉上，慘白慘白的，像那天晚上浴室裡的燈。
她又打了一條：“爸，對不起，我很累。”發了。然後關機，把手機塞回包裡。她躺下去，閉上眼睛。黑暗裡有什麼東西在看著她，不是劉軍的臉，是別的東西，是那雙她幫他脫下的皮鞋，是那件她幫他疊好的白襯衫，是那兩個紅色行李箱的輪子在地上拖行的聲音。她翻了個身，把被子拉過頭頂，整個人蒙在裡面。被子底下很黑，什麼都看不見，但她覺得那些東西還在，在黑暗中，在她的周圍，在她看不見的地方，等著她。等著她睡著，等著她閉上眼睛，等著她放鬆警惕，然後從黑暗裡走出來，走到她面前，問她為什麼要殺他。她沒有答案。她只有理由。但理由和答案之間，隔著一整條銀河。她過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