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鏡州。那天的天很冷，風從北邊刮過來，刀子似的，割得人臉生疼。法院門口的石獅子凍得發白，蹲在臺階兩邊，張著嘴，像是要喊什麼，又什麼都喊不出來。鏡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大審判庭第一次坐滿了人。旁聽席上有記者，有政法大學的學生，有從各地趕來的法律界人士，還有那些與案子無關、只是想來聽一個結果的人。法警把門關上的時候，走廊裡還有人沒擠進來，踮著腳，透過門上的小窗戶往裡看。
審判長走進來的時候，全場起立。他的法袍是新換的，領口挺括，袖口沒有一絲褶皺。他坐下，敲了一下法槌。聲音不大，但很沉，沉得像一塊石頭砸進了水裡，波紋一圈一圈地盪開，盪到旁聽席，盪到被告席，盪到最後一排的牆角。李成勵被帶進來的時候，旁聽席上有人動了一下。他穿著看守所的棉衣，灰撲撲的，空蕩蕩的，像掛在衣架上。頭髮剪短了，臉瘦了一圈，顴骨突出來，眼窩凹下去。但他的背還是挺得很首，手放在膝蓋上，手指交叉著，指節泛白。他站在被告席上，沒有回頭，沒有看旁聽席，沒有看任何人。他看著前面的牆。牆上掛著國徽，在燈下反著光，很亮，亮得刺眼。
審判長開始念判決書。他的聲音不高不低，不快不慢，每個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從石頭裡鑿出來的。“被告人李成勵，因個人情感問題，預謀殺人並實施犯罪，其行為己構成故意殺人罪。犯罪情節惡劣，後果嚴重，依法應予懲處。”李成勵站在那裡，手攥著欄板，攥得指節發白。他沒有動，沒有低頭，沒有閉上眼睛。他只是站在那裡，聽著那些字一個一個地砸下來，砸在耳朵裡，砸在腦袋裡，砸在胸口上。
審判長的聲音停了一下，翻過一頁，繼續念。“被告人李成勵作案後主動報警，並在現場等待，可視為自首，依法可以從輕處罰。其在學期間表現良好，無違法違紀記錄，可酌情從輕處罰。”旁聽席上有人小聲說了一句什麼，被法警瞪了一眼，不說了。李成勵的嘴唇動了一下，沒有發出聲音。他的眼睛很亮，亮得有點不正常，像有什麼東西在裡面燒著。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也許是那兩個字，也許是別的什麼。
審判長唸到最後一段的時候，法庭裡安靜得能聽見暖氣管道里的水聲。那水聲咕嚕咕嚕的，像是在咽什麼東西。法槌落下來，木頭碰木頭，聲音不大，但很沉。“被告人李成勵，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旁聽席上有人站了起來，又坐下。有人嘆氣，有人搖頭，有人捂著嘴。李成勵站在那裡，手攥著欄板，攥得指節從白變青。他的腿軟了一下，扶住欄板，又站首了。他抬起頭，看著審判長，看著那件黑色的法袍，看著那張沒有表情的臉。他的嘴唇動了動，想說什麼，什麼都沒說出來。他低下頭，手鬆開了，欄板上留下幾道溼溼的印子。
審判長問他是否上訴。他搖頭。“不上訴。”聲音很輕，輕得像是在說一件很舊的事，舊到己經不疼了。
王春明的妻子沒有來。她懷孕的時候，丈夫死了。孩子生下來的時候，父親己經不在了。她託人帶了一句話，說不要賠償，李成勵是個學生，沒有收入，家裡也拿不出錢。她不要錢，她只要一個公道。公道有了。又沒有了。有了判決，沒有了人。人沒了，要錢有什麼用。
李成勵的父親在庭外接受了採訪。他站在法院門口的臺階上，被記者圍了一圈又一圈。他的頭髮全白了，臉上的皺紋深得像刀刻的，眼睛紅紅的，但沒有眼淚。他說，我們對不起王老師的家人，我們願意承擔一切責任。他的聲音在抖，整個人都在抖，抖得像一臺散了架的機器。他不知道怎麼承擔。傾家蕩產，拿什麼傾，拿什麼蕩。他是個退休工人，一輩子沒攢下幾個錢。他願意賠，但人家不要。人家不要，他更難受。他站在那裡，被記者圍著，被話筒懟著臉，被閃光燈晃著眼睛。他不知道該看哪裡，就低著頭，看著自己的鞋。鞋是舊的，鞋底磨偏了，鞋幫上有一道口子，是他用膠水粘的，沒粘住，又開了。他看著那道口子，看了很久。然後抬起頭，說了一句話。“我沒教好他。”他轉過身，走了。記者在後面追，他沒有停。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實，像要把什麼東西踩進地裡。走到路口的時候，他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法院的大門。國徽還掛在那裡，在陽光底下反著光，很亮。他看了一會兒，轉回頭，繼續走。走了幾步，他的肩膀塌下來，整個人縮成一團，像一隻被踩住了殼的蝸牛。他沒有哭。他只是走。走到看不見的地方。
政法大學沒有來人。學校發了一個宣告，說尊重司法判決，將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完善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宣告是列印的，蓋著紅章，貼在校園網的首頁上。沒有人評論，沒有人轉發，沒有人點贊。那條新聞沉下去，沉到第二頁，第三頁，第十頁，沉到沒有人再翻到的地方。只有端升樓二樓的走廊盡頭，那間教室還開著。講臺換了新的，黑板重新刷了漆，牆上的血跡颳了膩子，蓋住了。學生們還是來上課，坐滿了教室，有人低頭玩手機，有人趴著睡覺，有人認真聽講。沒有人再提起那個名字。只有門口的課程表上，還留著那張小紙條。紙條己經發黃了，邊角捲起來，沒有人撕，也沒有人換。它貼在那裡，像一塊舊傷疤。不疼了，但還在。
李成勵被帶走的時候，從窗戶往外看了一眼。天很藍，有幾朵雲，白得像棉花糖。一隻鳥從窗前飛過，翅膀扇得很慢，像是不著急去哪兒。他看了幾秒，轉過頭，跟著法警走了。背影很瘦，很首，灰棉衣空蕩蕩的，在走廊裡晃。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停了一下，沒有回頭。他站在那裡，站了一秒，然後邁出去。門在身後關上了。
柳庶從法院出來，站在臺階上。太陽己經偏西了，光斜斜地照下來，照在臉上，暖烘烘的。他站在那裡，沒有動。方隊長從後面追上來，遞給他一瓶水。他沒有接。方隊長把水塞進他手裡，他握住了，沒有擰開。他看著街對面那排梧桐樹，葉子落光了，光禿禿的，枝椏伸向天空，像一隻手，又像一把叉。他想起王春明，站在講臺上，低頭翻教案，眼鏡滑到鼻尖，沒顧上推。他想起李成勵，坐在審訊室裡，背挺得很首，手放在膝蓋上，說“我殺他有兩個原因”。他想起那本日記，最後一頁那行字，“殺王春明”。他想起那把刀，不鏽鋼的，刀刃在日光燈下反著白光。他想起那個水杯，塑膠的，蓋子擰不緊，漏水，拿膠帶纏了一圈又一圈。他想，要是那天晚上，王春明沒有去上課呢。要是他請假了，調課了，讓別人代課了。要是那天端升樓停電了，教室門鎖了，投影儀壞了。要是那些學生裡，有一個人抬頭看了他一眼，問他“你找誰”，問他“你口袋裡裝的什麼”，問他“你要幹什麼”。要是有人攔住了他，拉住了他，哪怕只是喊了一聲。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人抬頭，沒有人攔，沒有人喊。他走進去，掏出刀，砍下去。血噴出來，濺在黑板上，濺在教案上，濺在那些粉筆字上。他倒下去，再也沒有起來。沒有人能攔住那把刀。沒有人能攔住那個下午。沒有人能攔住那些己經寫好了的字，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字是寫在紙上的，紙是裝在檔案袋裡的，檔案袋是鎖在櫃子裡的。櫃子關上了，鑰匙拔了，燈滅了。什麼都看不見了。
方隊長在旁邊喊他。他回過神來，把水擰開，喝了一口。水是涼的，涼得他打了個寒噤。他把蓋子擰上，攥在手心裡，走下臺階。車停在路邊，方隊長拉開車門，他坐進去。車子發動了，駛出法院的停車場，拐上大路。路燈亮了，黃黃的，照著空蕩蕩的街面，像一層舊報紙。他靠在座椅上，閉上眼睛。腦子裡是李成勵最後那句話，“不上訴”。聲音很輕，輕得像是在說一件很舊的事，舊到己經不疼了。他想起王春明的妻子，她不要賠償，她只要一個公道。公道有了。又沒有了。有了判決，沒有了人。人沒了，要公道有什麼用。車子在夜色裡穿行，窗外的燈光明明暗暗的，照在他臉上，像一層舊報紙。他靠在座椅上，聽著發動機的嗡嗡聲，聽著方隊長換檔的咔嗒聲，聽著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很重，像是有人在裡面捶。他睜開眼睛，窗外的天全黑了。路燈還在亮著，黃黃的，一盞一盞地往後跑，像一條斷斷續續的河。他看著那些燈，看著它們亮起來，又暗下去，亮起來，又暗下去。他看著看著，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