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大爺的話讓偵查的方向拐了一個彎。那張低保卡不是他丟的，是他兒子拿走的。他兒子叫付剛，二十六歲，沒有工作，沒有女朋友，沒有固定住處。他有時候在城裡，有時候在鎮上，有時候在村裡，誰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兒。他爹說他好幾天沒回來了，電話也打不通，關機了。柳庶把付剛的名字記在本子上，在下面畫了一道橫線。這道橫線畫得很重，筆尖戳破了紙，墨水洇開一小團。
走訪的民警帶回了一條訊息。案發那天下午，廢水站附近有幾個年輕人在晃悠。廢水站在村口，離孫剛的新房不到兩百米，幾間破房子，一堆鏽蝕的管道，平時沒人去。村民說，那天下午兩點多，他看見西個人在廢水站那邊站著，抽菸，說話，不時往村裡看。他以為是在等什麼人，沒在意。到了晚上六點多，他聽見一聲狗叫，很短，很尖，像是被什麼東西猛地掐住了喉嚨，叫了一聲就沒了。他還以為是哪家的狗咬了架，也沒在意。現在想起來，那聲狗叫，是從孫剛家那邊傳來的。狗叫了一聲就沒了。狗不會自己閉嘴，只有人能讓它閉嘴。西個人，一聲狗叫，一鍋沒吃完的紅燒肉，一個被翻了個底朝天的家。這不是一個人能幹的，是團伙。柳庶在筆記本上寫了一個數字，西。西個人，在廢水站等了西個小時，等天黑，等人走，等那聲狗叫。
搜尋的範圍擴大到了揚水站。揚水站在村子南邊，挨著那條小河，也是幾間破房子，一堆沒人要的廢鐵。技術員在揚水站的水泥地上發現了幾滴血跡，很小，被踩過，模糊了，但試劑一噴，變成了藍色。順著血跡往南走，走了大約一百米，是一個山洞。洞口比之前那個更小，更隱蔽，被一叢荊棘擋著，不走到跟前根本看不見。技術員撥開荊棘，彎著腰鑽進去。手電筒的光照在洞壁上，溼漉漉的，長著青苔。洞不深，走幾步就到頭了，地上鋪著一層乾草，乾草上扔著幾件衣服，揉成一團。技術員把那些衣服撥開，看見了血跡。很多血，滲進乾草裡，滲進泥土裡，幹了的，發黑的，一股腥臭味。技術員退出來，打電話。柳庶趕到的時候，法醫老周己經在裡面了。他蹲在乾草旁邊，把屍體身上的覆蓋物一層一層地揭開。孫剛仰面躺著，臉上全是血，己經看不清長相了。他的頭上有很多傷口，頭髮被血粘在一起，結成一塊一塊的硬殼。老周用手撥開那些硬殼，數了數，三個口子，很深，能看見骨頭。胸口的刀傷是致命的一刀，捅進去的時候，刀刃碰到了肋骨，劃了一下，留下了一道淺色的印子。老周用鑷子量了量傷口的深度，在記錄本上寫了一個數字。旁邊是李紅。她沒有穿衣服，身上什麼也沒有。她的身體蜷縮著，像一隻被踩住的蟲子。她的臉上有傷，嘴角破了，眼眶青了，脖子上有掐痕，手指印清清楚楚，紫黑色的，像是印上去的。她的胸部被利器劃過，好幾道口子，有深有淺，有的己經結痂了，有的還在往外滲血。她的下身，法醫沒有說，只是搖了搖頭。柳庶站在那裡，看著那具蜷縮的身體。她比她丈夫小兩歲，結婚還不到一年，她以為她的新生活剛剛開始，她不知道她的新生活只有幾個月。
老周站起來，摘下沾滿血的手套，扔進黃色的醫療廢物袋裡。他看了柳庶一眼，想說什麼，沒說出來。他把手套脫了，又戴上新的，繼續工作。柳庶從洞裡退出來，站在洞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山裡的空氣很涼，帶著青草和泥土的味道。他站在那裡，站了很久。然後掏出手機，撥了肖慶東的號碼。“付剛，查到了嗎？”肖慶東在電話那頭說查到了，在網咖，打遊戲，打了一夜。柳庶說先盯著，別動。掛了電話，他把手機揣進口袋裡，轉過身，又看了一眼那個洞口。洞口很小，被荊棘擋著，不走到跟前根本看不見。他看見了，看見了那兩具屍體，看見了她身上的傷，看見了她蜷縮的身體。他閉上眼睛，又睜開，轉過身，往山下走。
山路不好走，坑坑窪窪的，石頭硌腳。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實，像要把什麼東西踩進地裡。他想起那鍋紅燒肉，肥多瘦少，燉得很爛。他想起那件粉色的女士外套，穿在一個男人身上，站在ATM機前面，笑得很開心。他想起那張低保卡，被扔在河邊的塑膠袋裡，泡在水裡，脹鼓鼓的。他想起付大爺，坐在門檻上，手裡攥著那張卡，低著頭，看它。他想起那西個年輕人，站在廢水站那邊，抽菸，說話，往村裡看。他們在等天黑，等人走，等那聲狗叫。狗叫了，他們動手了。他們以為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看見，沒有人記得。他們錯了。那個村民記得，記得他們幾點來的，幾點走的，幾個人，抽什麼煙。那個村民不是警察，不是偵探，不是任何與案件有關的人。他只是一個住在村裡的人，那天下午沒什麼事，在門口坐了一會兒，看見了幾個人，聽見了一聲狗叫。他記住了。他告訴警察了。警察找到了付剛，找到了那張卡，找到了那個山洞，找到了那兩具屍體。現在，他們要找那西個人。西個人，一個叫付剛，還有三個，不知道叫什麼。他們會找到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後天。總有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