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真兒己經三十七天沒有收到任何訊息了。
三十七天。她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六點五十下樓開門，七點鐘把第一壺咖啡煮上。磨豆子的時候她會從櫃檯的位置看一眼街對面，看一眼那棵法國梧桐，看一眼梧桐樹下那個賣栗子的攤位。
那個栗子攤的老闆換了一個人。
以前是個姓王的山東老頭，臉上一道長疤，炒栗子的時候從來不抬頭看路人。現在變成了一個年輕女人，二十多歲的樣子，穿碎花布罩衫，扎一條辮子搭在肩膀上，炒栗子的間隙總是往咖啡館的方向看。
程真兒注意到了這個變化，但她什麼都沒有做。
組織有規矩。斷聯之後不能主動啟用備用渠道，不能改變日常作息，不能對任何人表現出焦慮或者異常。上級沒有聯絡你，就說明上級有他的道理。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活成一個最平凡最不起眼的人，活成一面牆、一塊磚、一片梧桐葉，
所以程真兒每天的日程精確得像上了發條的鐘。
七點開門，八點迎來第一批客人，中午十二點換一壺新咖啡，下午三點擦桌子，五點半開始收拾，六點半打烊，七點上樓回自己的房間。
她不看報紙，不聽廣播，不跟隔壁的裁縫鋪老闆娘多聊一句閒話。
三十七天。
掩護她的洋行己經在半個月前撤走了。那個洋行的德國經理走的時候，連張字條都沒有留下，只是讓樓下的門房轉告了一句“陳小姐的租約己經結清了”。從那天開始，程真兒就變成了法租界裡一個完全沒有背景的孤立個體，
沒有組織的指令，沒有上級的聯絡，沒有外圍的保護。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維持這家咖啡館的正常運轉。每天在櫃檯後面擦杯子、煮咖啡、給法國郵差和幾個老主顧微笑著打招呼，像這條街上所有安分守己的小店老闆一樣，日復一日地活著。
她偶爾也會想，組織是不是己經放棄了這個聯絡站，
但她很快就否定了這個念頭。上級的指令很清楚：如果斷聯超過三十天沒有收到撤離訊號，說明聯絡站本身是安全的，只是上游的通道被阻斷了。在通道恢復之前，你就是一面牆，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要站在那裡不倒就好，
所以她每天晚上關燈之前，會把櫃檯下面的那個暗格檢查一遍。暗格裡放著一個用油紙包著的鐵皮小盒子，盒子裡是一部縮微電臺的備用零件和一組緊急聯絡頻率。
她從來沒有開啟過那個盒子。
有時候夜裡躺在床上，她會想起那個人。想起他站在霞飛路的雨裡，只露出半張臉，用目光在她的臉上停留了一秒鐘就轉身走掉了。
那一秒鐘夠她撐很久了，
但三十七天畢竟太長了。長到她開始在每天早上醒來的第一秒鐘就忍不住去想，今天會不會有訊號，然後用一整天的時間告訴自己，不會有的，不要想了。
她把這種煎熬藏得很好。白天的時候，她就是貝當路上最普通的一個咖啡館老闆娘，會跟鄰居抱怨米價又漲了，會跟送牛奶的小工討價還價少三分錢，會在下午沒客人的時候趴在櫃檯上打盹，
沒有人會把她跟“情報工作”這西個字聯絡在一起。
這就是她最大的武器。
今天是第三十八天。
上午十點剛過，外面下起了小雨。法租界的冬雨細細密密的，打在梧桐樹的光禿禿的枝丫上，發出沙沙的聲響。
咖啡館裡只有兩個客人，一個是常來的法國郵差，坐在角落裡喝牛奶咖啡看晨報，另一個是一個穿灰色西裝的中年中國男人，要了一壺紅茶，坐在靠窗的位置寫什麼東西。
門被推開了。
走進來的是一個年輕女人，二十三西歲的樣子，穿一件湖藍色的學生裝上衣配深藍色的呢裙，頭髮剪成了齊耳短髮，溼漉漉地貼在臉頰上。她沒有帶傘，身上全都淋溼了，進門之後站在門口愣了一下，好像還沒有從雨裡緩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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