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嘛，誰還沒被騙過呢。怎麼了？他對你不好？”
“他走了。”女人接過手帕，擦了擦眼淚，聲音斷斷續續的，“他是個軍人，很有權勢的那種。之前對我特別好，說要帶我走的，結果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不接電話，不回信，連人都找不到了。好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軍人，很有權勢，突然消失。
這三個詞像三根針一樣扎進了程真兒的耳朵裡，
但她的臉上只是露出了一個“過來人”式的理解和同情表情，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拍了兩下。
“唉，這種男人多了去了。我跟你說，在上海灘這種地方，當兵的最靠不住。今天說得天花亂墜，明天調防了就把你扔在後頭，連封信都不給你留。”
“可是他不一樣的……”女人哽咽著說，“他說過，等事情辦完了就來接我。可是都兩個月了，一點訊息都沒有。”
“兩個月？”程真兒撇了撇嘴，臉上換了一副精打細算的上海弄堂女人的表情，“兩個月還不夠你想明白的？姐姐教你個乖，下次再遇到這種男人，別管他說什麼甜言蜜語，先把分手費談好了。錢到手了，人走了也不虧。上海灘的女人啊，最要緊的就是不能吃虧。”
女人愣了一下，好像沒有料到程真兒會說出這種話來。
“姐姐……你不覺得感情是最重要的嗎？”
“感情？”程真兒發出了一聲介於嘲笑和嘆息之間的聲音，用手指彈了彈桌面上的一個水漬，“感情能當飯吃嗎？能當房租交嗎？我開這個咖啡館，一個月的租金八十塊大洋，水電煤再加二十塊，一個月還沒賺到一百塊的時候，我可沒工夫想什麼感情不感情的。活下去才是正經事。”
她說這番話的時候，語氣和神態都完美無缺。一個貪財的、世俗的、對政治一竅不通的法租界小老闆娘，對一個哭哭啼啼的年輕女孩說出了最實用的人生經驗，
沒有一絲破綻。
女人又坐了一會兒，把咖啡喝完了。她擦乾了眼淚，對程真兒說了聲謝謝，留下了一塊錢法幣，起身離開了。
走出咖啡館之後，她在雨裡站了幾秒鐘，回頭看了一眼門口掛著的“貝當路十六號”的門牌，
然後她轉身朝街對面走去。
她走進了那棟對面公寓的樓道里，上了二樓，推開了一扇門。
屋裡的桌上攤著一份詳細的作息記錄表。窗簾拉得嚴嚴實實，一副望遠鏡放在窗臺上。
她坐下來，拿起桌上的鉛筆，在報告末尾寫了一行字：
“目標警惕性極低。對‘軍人’‘消失’等關鍵詞無明顯反應。初判為普通市民，與情報活動無關聯。建議繼續觀察，暫不升級。”
寫完之後她猶豫了一下，又把“警惕性極低”劃掉，改成了“表現自然”。
她沒有注意到的是，程真兒在她離開之後，端起了她喝完的那杯咖啡。
杯底有一圈很淡的唇膏印記，
不是普通的唇膏，這種顏色偏深紅，帶一點橘調，是資生堂今年剛上市的新色號，這種唇膏在上海只有南京路的三家百貨公司有賣，一支三塊半大洋。
一個被男人拋棄的窮女學生，抹三塊半一支的資生堂？
程真兒把杯子放進了洗碗盆裡，擰開水龍頭，一邊沖洗一邊在心裡默默地數了一下。
三十八天了。
今天來了第一隻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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