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通行證的當天傍晚，鄭耀先就出了門。
他沒有告訴趙簡之和宋孝安自己要去哪裡，只說了一句“我去辦件私事”，然後把那張通行證揣進貼身襯衣的口袋裡，披上舊大衣，戴上一頂灰色的呢帽，走進了暮色漸沉的法租界街道。
十一月的上海己經冷得夠嗆了。梧桐樹的葉子落了大半，殘留在枝頭的幾片枯葉被風吹得首打旋。鄭耀先走在霞飛路的人行道上，腳步不緊不慢，表面上看跟一個下班回家的小職員沒有任何區別，
但他的眼睛一刻都沒有閒著。
路口有兩個穿灰色棉袍的人靠在電線杆旁邊抽菸，其中一個的棉袍下襬鼓出了一塊，是藏著短槍的形狀。另一個人手裡夾著的煙始終沒有往嘴邊送過一次，眼睛在每個經過的行人臉上都要停留兩秒鐘。
特高課的便衣。
孤島淪陷以後，這些人比以前更猖狂了。他們雖然不敢在法租界穿軍裝拿步槍，但以各種身份作為掩護，在租界邊緣的街道上游蕩，盤查來往行人，尤其是在電臺、報館和洋行工作的中國人。
鄭耀先繞了一條遠路，避開了那兩個便衣，從金神父路拐到了呂班路，最後在霞飛路的另一頭一間修腳踏車的鋪子前停了下來。
鋪子裡的老頭正在關門打烊，鄭耀先衝他微微點了點頭，老頭遞過來一把車鑰匙，然後縮回了鋪子裡，這是宋孝安之前安排好的一個交通暗樁。
一輛黑色的奧斯汀轎車停在弄堂口的陰影裡。鄭耀先發動了引擎，車燈沒開，沿著霞飛路慢慢地往東駛去。
程真兒工作的法租界廣播電臺在霞飛路東段的一棟白色小樓裡。她的公開身份是法語廣播部的翻譯和播音員，每天傍晚六點下班。
鄭耀先把車停在了對面馬路的一棵梧桐樹下，熄了引擎。從這個位置，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廣播電臺的大門，但因為隔著一條馬路和一排鐵絲網路障，對面的人很難看清他的臉。
六點零三分，程真兒從大門裡走了出來。
她穿著一件深藍色的棉布旗袍，外面套著一件灰色的毛線開衫。頭髮挽在腦後，沒有任何裝飾。她的手裡提著一個皮質的公文包，裡面大概裝著明天的廣播稿和一些法語資料。
她看起來比幾個月前瘦了一些，臉色也蒼白了不少，但走路的姿態依然挺拔而從容，像是在向這座被戰火籠罩的城市宣示著某種不肯低頭的倔強。
鄭耀先的手指不自覺地收緊了方向盤，
然後他看到了那幾個人。
三個穿著中山裝的男人從路口的包子鋪裡走了出來，攔在了程真兒前進的路上。其中一個矮胖的男人掏出了一個小本本，操著一口磕磕巴巴的中文說了什麼。程真兒停下了腳步。
鄭耀先的右手緩緩伸進了大衣內側，指尖觸到了勃朗寧的槍柄。
他的呼吸變得極其緩慢，眼睛死死地盯著對面的場景，大腦在飛速運轉。如果那幾個人對程真兒動手，他必須在三秒之內穿過馬路，解決掉至少兩個人，然後帶著程真兒從南面的弄堂撤離，但這樣做意味著暴露身份，意味著特高課會把法租界翻個底朝天來找他，意味著程真兒的掩護身份會徹底報廢……
對面傳來了程真兒的聲音，清脆而不卑不亢。
“先生，請問有什麼事？”她用中文問完以後，又立刻切換成了法語，“我是法租界廣播電臺的職員，這是我的工作證。如果你們需要查驗，請聯絡公董局行政處，這是我的首屬上級的電話。”
她從公文包裡掏出了工作證和一份法語廣播稿，非常坦然地遞了過去。那個矮胖男人接過來翻了翻，顯然看不懂法語，又遞給旁邊的同伴看。
程真兒利用他們低頭看證件的間隙，用餘光飛快地掃了一眼街對面，然後不動聲色地收回了目光。
她發現了那輛黑色的奧斯汀轎車。
其中一個高個子接過法語廣播稿翻了幾頁，皺著眉頭問了一句：“你每天都這個時間下班？”
“是的，六點準時下班。”程真兒的聲音不卑不亢，語速平穩得像是在唸廣播稿，“法租界廣播電臺的工作時間是公董局行政處統一規定的，每天早九晚六，如果需要核實可以撥打電臺的值班電話。”
矮胖男人接過工作證又翻了翻，目光在程真兒的臉和證件照之間來回比對。他突然伸手指了指程真兒的公文包：“開啟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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