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耀先把軍服塞回帆布袋，重新換上那身沾滿泥水和血漬的便服。
他沒有急著跟陳國華他們進門，而是在街邊殘破鋪面的陰影裡停了幾息。帆布袋裡除了剛脫下的日軍軍服，還有一件灰色呢子大衣，肩裡繡著一行很小的德文商號。那是昨夜從日軍軍曹身上搜出來的，不知道是搶來的還是私藏的戰利品。
他把大衣套在外面，又從貼身口袋裡取出一張折得整齊的德文貨運單。
那張貨運單來自上海一家德國洋行，抬頭、商號和圓章都是真的。幾年前鄭耀先在霞飛路幫那家洋行處理過一樁走私糾紛，順手留了幾張廢單據。它不能證明身份，但在一個半懂不懂的翻譯眼裡，足夠讓人猶豫。
諜戰裡最要命的，從來不是把假話說成真話，而是讓對方不敢立刻判斷真假。
他沒有再用昨夜那幾套日軍軍服。
軍服能騙過換崗新兵，卻騙不過己經帶隊搜捕的中尉。到了安全區門口，真正管用的是另一種東西：洋人的記錄、商會的印章、翻譯的膽怯，以及基層軍官最怕被上級追責的本能。
這張牌不硬。
但只要打在對方最怕的位置，就夠硬。
他把貨運單塞進大衣內袋，壓低帽簷，朝安全區大門走去。
那扇由鐵絲網和木板臨時搭起來的大門口，剛剛接收傷員的金髮外國人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兩個戴紅十字臂章的中國志願者正把擔架往裡抬，陳國華和老趙混在難民隊伍裡低著頭，誰都不敢多看一眼。
短暫的平靜只維持了不到半分鐘。
街口傳來雜亂的皮靴聲。一個挎軍刀的日軍中尉帶著六個士兵走了過來，刺刀全部上在槍口。隊伍裡還跟著一個戴金絲眼鏡的中國翻譯，袖標上寫著“通譯”兩個字。
中尉停在門前，低聲說了一句。
翻譯立刻朝門裡喊道：“裡面的負責人出來。皇軍奉命搜捕逃兵，剛才抬進去的傷兵必須交出來。”
那名金髮外國人摘下帽子走到門口，中文說得很慢：“這裡是國際委員會登記的安全區，傷員和難民都在名冊上。你們的司令部己經承諾過，不得擅自進入。”
翻譯沒有照實翻。他轉頭對中尉嘀咕了幾句，把“承諾”和“登記名冊”都含糊過去，只說外國人拒絕配合。
中尉的臉沉了下來，右手按上軍刀。六名士兵同時端槍，刺刀尖對準木門。
門內的難民一陣騷動。陳國華的肩膀明顯緊了一下，老趙也下意識地把手往腰側摸。
鄭耀先沒有看他們。
這個時候，任何眼神提醒都可能暴露。他只把右手插進大衣口袋，拇指壓住貨運單的摺痕，確認紙還在。左手則自然垂著，掌心向外，給陳國華一個“別動”的背影。
鄭耀先就在這時開口。
“Was ist hier los？”
德語聲音不高，卻足夠讓門口所有人回頭。
他從街對面的陰影裡走出來，沒有裝成外國人，也沒有故意遮掩自己的中國面孔。他只是用一口標準的柏林腔對那名金髮外國人說：“先生，您的翻譯把關鍵意思省掉了。”
金髮外國人一怔。
鄭耀先轉向那個中國翻譯，德語轉成中文，語氣冷得像刀背：“你告訴中尉，國際委員會今天的傷員登記會送交安全區委員會。如果他的姓名、所屬聯隊和上級軍官被寫進交涉記錄，後果由他自己承擔。”
翻譯的臉色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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