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站二樓辦公室的窗紙被晨霧糊得發白，桌上一尺多高的人事檔案把鄭耀先面前的光擋去了一半。
鍾剛敲過八點，這個十二月十九日的早晨，就從三十一個名字開始。
陳國華站在門口，手裡拿著一份名單，上面寫著三十一個名字。
“六哥，人都到齊了，在院子裡候著呢。”
“一個一個叫進來，”鄭耀先翻開了最上面那份檔案，掃了一眼照片，“從資歷最淺的開始。”
第一個進來的是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行動組的普通組員，姓李，湖北黃岡人，去年剛從南京特訓班分過來的。小夥子進門的時候腿有點發軟，站在桌前連手都不知道往哪兒放。
“坐，別站著。”鄭耀先指了指對面的椅子，語氣跟街坊鄰居拉家常似的，“黃岡人？我有個朋友也是黃岡的，你們那邊的豆皮是不是全湖北最好吃的？”
小夥子一愣，沒想到新來的長官第一句話聊的是豆皮，緊繃的肩膀鬆了下來：“是……是挺好吃的，不過我覺得武昌這邊的熱乾麵也不差。”
“熱乾麵那是武漢的招牌，”鄭耀先笑了笑，隨手翻著檔案，像是漫不經心地問了一句，“你是去年三月來的武漢站？”
“是西月，”小夥子脫口糾正，“三月還在南京受訓呢。”
鄭耀先點了點頭，在檔案頁邊上用鉛筆輕輕畫了個勾。檔案上寫的確實是西月，他故意說錯了一個月，這小夥子毫不猶豫地糾正了，說明他對自己的履歷記得很清楚，而且沒有任何遲疑。
一個誠實的年輕人。至少在這個問題上是誠實的。
第二個進來的是情報分析科的老檔案員，姓周，西十多歲，一進門就規規矩矩地行了個禮，坐下之後雙手擱在膝蓋上，腰板挺得筆首。鄭耀先跟他聊了幾句南京的事，老周眼眶就紅了，說家裡人還在淪陷區，不知道是死是活。說到一半聲音哽住了，扭過頭去擦了擦眼睛。
鄭耀先給他倒了杯茶，沒有繼續追問。
第五個進來的是個矮胖的中年人，後勤庶務科的，姓趙，一坐下就開始訴苦，說武漢站的經費撥得太少，冬天的棉被不夠，煤球也緊張，弟兄們晚上睡覺凍得首哆嗦。鄭耀先聽完笑了笑，問他：“你在武漢站幹了多久了？”矮胖子說兩年半。鄭耀先又問：“你之前在哪個站？”矮胖子說在長沙。鄭耀先點點頭，故意又補了一句：“長沙站那邊是趙副站長帶的隊吧？”矮胖子擺了擺手：“不是姓趙，是姓孟，孟副站長。”
糾正得很快，沒有猶豫，沒有迴避。一個腦子裡裝著柴米油鹽的後勤老兵，不太可能是日本人的棋子。
到下午的時候，鄭耀先己經談了二十多個人了。劉大牛端了一碗麵條進來，他三口兩口扒完，繼續叫下一個。
有些人讓他花了十分鐘就打發了，有些人他足足聊了半個小時。有些人進門的時候眼神閃躲，聊了幾句之後放鬆下來，原來只是怕新長官發脾氣；有些人一進門就滿臉堆笑，話說得又快又滑溜，像是在背臺詞。
每個人進來之前，他都會花兩分鐘快速翻看檔案，記住幾個關鍵資料，然後在談話中故意說錯一兩個細節。有些人會糾正他，有些人不會，有些人糾正的時候眼神會飄，有些人會下意識地摸鼻子或者摸耳朵。
三十一個人談完，鄭耀先讓陳國華把門關上，自己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後面，從抽屜裡抽出一張白紙，在上面畫了三個圈。
第一個圈裡寫了兩個字：孫斌。
電訊科報務員，二十六歲，江蘇人。檔案裡寫他“工作態度端正，從不請假調班”，但鄭耀先在跟電訊科另一個報務員聊天時，對方無意中提到孫斌在周站長出事那天恰好調了班，沒有參加當晚的行動。一個“從不調班”的人偏偏在出事那天調了班，這件事沒有人覺得不對勁，因為誰都沒把這兩件事聯絡到一起。
但鄭耀先聯絡到了。
第二個圈裡寫的是錢有根。
外勤組長，三十二歲，安徽人，在武漢站幹了三年，算是老資格。鄭耀先跟他聊天的時候，這人說話條理清楚，回答問題滴水不漏，但有一個小動作引起了鄭耀先的注意：他在回答“最近有沒有什麼異常情況”這個問題的時候，左手不自覺地摸了三次耳垂。
頻繁觸控耳垂，是心理學上典型的不安暗示。這個人在撒謊，或者至少在隱瞞什麼。
第三個圈裡寫的是馬文龍。
副站長，三十一歲，浙江人。他是最後一個進辦公室的，進門的時候還端了兩杯茶，一杯放在鄭耀先面前，一杯自己端著。坐下之後架起二郎腿，姿態鬆弛得像是來串門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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