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吳伯學醫的頭三年，沒碰過一株草藥。
他師父姓沈，是關外有名的老中醫，在奉天城裡開著一間不大不小的醫館，匾額上寫著“仁濟堂”三個字。沈老先生的規矩很大——拜師頭三年，不教醫理，不教方劑，不教切脈，只讓徒弟幹一件事：碾藥。吳伯每天天不亮就起來，蹲在藥碾子前面，一把一把地碾。當歸要碾成細粉，不能有一粒粗的；三七要碾到出油，碾到銅碾子上泛一層暗紅色的光；川烏要碾三遍，一遍粗碾，一遍細碾，一遍摻了甘草汁再碾，去其毒性而存其藥性。
沈老先生每隔幾天就來檢查一次他碾的藥粉。用手指捻一捻，放在鼻尖聞一聞，有時候滿意地點點頭，有時候一言不發把藥粉倒回碾子裡讓他重碾。吳伯從不敢問原因。後來他和猴子說過，他師父教他的第一件事不是怎麼救人，而是怎麼對待藥材——藥材是有脾氣的，你敬它一尺，它敬你一丈。你碾得粗一分，藥勁就減三分，病人就多疼一分。碾藥就是修心。
猴子當時正在修一臺報廢的美式吉普車發動機，滿手機油，頭也不抬地說了一句：跟我修車一樣。
吳伯愣了一下，仔細一想還真是。
在仁濟堂的後院裡，沈老先生有一間從不讓人隨便進的藥房。藥房裡三面牆都是藥櫃，密密麻麻幾百個小抽屜，每個抽屜上貼著標籤，有些標籤己經泛黃發脆，是沈老先生的師父寫的。吳伯後來自己能獨立坐診的時候才知道，那些抽屜裡不全是藥材——有些是沈老先生畢生收集的偏方驗方，寫在裁成條狀的桑皮紙上，用紅繩扎著，一捆一捆碼在抽屜深處。
沈老先生教他識藥，不是從書本上教。他把吳伯帶到藥櫃前面，隨便拉開一個抽屜，抓一把藥材放在他手心：“聞。”吳伯聞了，說有點甜，有點辛。沈老先生說這是甘草。又拉開一個抽屜，抓一把：“聞。”吳伯聞了，說有點苦，有股子土腥味。沈老先生說這是黃芩，苦能燥溼，寒能清熱，治肺熱咳嗽的君藥。再拉開一個抽屜：“聞。”吳伯聞了，忽然皺了皺眉說師父這個聞著有點不對勁。沈老先生不說話。吳伯又聞了聞說，有股子黴味，這藥是不是壞了。沈老先生嘴角動了動，把抽屜整個抽出來翻給他看——抽屜底部生了蟲，藥材己經蛀空了。
那是吳伯學到的第西課：藥材不等人，人不等藥材。一味藥從採下來到用出去，每一步都在和時間賽跑。沈老先生說，開方子不光要懂藥性，還要懂藥材的來路、存放的時辰、炮製的手法——同一味藥，春天採的和秋天採的藥性不同，曬乾的和陰乾的歸經不同，酒炒的和醋制的走串不同。你要是隻知道背湯頭歌訣，一輩子就是個三流郎中。
吳伯在仁濟堂待了七年。頭三年碾藥，後西年學方。第七年頭上，沈老先生把他叫到病榻前——老先生的肺病己經拖了大半年，咳出的痰裡帶著血絲——從枕頭底下摸出一本手抄的藥方冊子遞給他。冊子的封面是牛皮紙的，己經被翻得起了毛邊，裡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小楷，有些方子旁邊還畫了草藥的簡圖。老人說：“這上頭記的，有些是醫書上有的，有些是醫書上沒有的。我行醫大半輩子，能留給你的就這些了。”
吳伯跪下磕了三個頭。
第二天沈老先生就走了。出殯那天，吳伯在師父的靈柩前燒了一下午紙錢。紙灰被風捲起來，飄過藥房的屋簷，飄過那些被師父摸了半輩子的藥櫃抽屜，飄向了灰白色的天空。
師父沒有兒女，仁濟堂傳給了吳伯。
二
日本人來的那年冬天，吳伯親眼看見一隊關東軍闖進了仁濟堂。
把三七、當歸、黃芪，凡是能止血能消炎的，全部裝箱搬走。一個日軍軍曹用生硬的中國話問他：“你，醫生？”吳伯說我是大夫。軍曹說：“跟我們走。”不由分說地把他塞上一輛卡車。卡車在風雪中開了一天一夜，最後停在一座山坳裡的日軍野戰醫院門口。說是醫院，其實不過是幾排木板房，棚頂糊著泥巴，裡面躺著橫七豎八的傷兵。
卡車開走的時候，吳伯回頭看了一眼仁濟堂的方向。醫館的門敞著，藥櫃倒在地上，那些被師父摸了半輩子的抽屜散落了一地。他能做的 只有把師父留給他的那本藥方冊子揣在懷裡，然後搶出一個銅製藥碾。
他在野戰醫院裡關了整整一年半。沒有自由，不準外出，不準和當地人說話。但日軍軍醫對他倒不算太苛待——他們也需要人手。吳伯一邊給傷兵換藥，一邊偷偷觀察日軍軍醫怎麼處理槍傷：清創、消毒、縫合、引流。他第一次看見碘酒的時候就驚呆了——那麼小的一個棕色瓶子，抹上去沙沙冒泡，殺菌比他用了幾十年的燒酒強十倍。他第一次看見注射器的時候手都在抖——針尖扎進血管，藥水推進去，幾分鐘後病人退了燒。
他開始偷偷地學。日語聽不懂，他就站在軍醫身後看他的手法——怎麼判斷傷口是否感染，怎麼剔除壞死組織而不傷及血管，怎麼縫合撕裂的肌腱。那位日本軍醫名叫佐藤，是個沉默寡言的中年人，戴著一副銀框眼鏡，手指修長而穩健。他很快就發現了這個中國老大夫在偷看，沒有趕人，只是偶爾在操作時會放慢動作，讓身後那個穿著破舊長衫的中國同行能看清楚。
後來佐藤被調去了太平洋戰場。走之前他把幾瓶沒用完的磺胺粉留給了吳伯。交接的時候什麼也沒說，只是在帳篷門口站了片刻，把藥瓶擺在桌角，微微點了一下頭，轉身走了。
吳伯沒有機會說謝謝，手裡握著那幾瓶磺胺粉在帳篷裡站了很久。磺胺粉瓶子的標籤上印著日文，他一個字都不認識，但他認得那股淡淡的藥味。那是他第一次見識到現代醫學的力量。從那以後他再也不牴觸西藥，但他也從來沒有放棄過中藥。他心裡清楚，在戰場上，磺胺能救命的，比當歸快。但當歸能調理的，磺胺做不到。兩樣東西不是敵人，是搭檔。
後來他跟著國軍潰兵一路往南走，穿過了整個中國，最後被編入遠征軍第五軍入了緬甸。再後來野人山大撤退，他在屍橫遍野的叢林裡認識了林驍。
三
林驍教會了吳伯另一套醫術。
沒有磺胺了，沒有繃帶了，沒有手術刀了。什麼都沒有。他只能用刺刀替代手術刀——在火上燒紅了，嗤的一聲切開皮肉，燒焦的創緣同時止了血，那是他在關東軍野戰醫院裡看會的野戰清創術。用樹皮替代夾板——必須是金雞納樹的樹皮，韌，不脆，剝下來用溪水泡過，綁在骨折的肢體上，乾透了以後比石膏還硬，而且樹皮本身有退熱的藥性。用縫衣針替代縫合針——針尖鈍了就在石頭上磨，沒有持針器，用兩根竹片夾著針尾，在煤油燈的火苗上來回燎幾下算是消毒。縫傷口的線是陳秀才從帆布背囊上拆下來的蠟線，蠟對皮膚有刺激，傷口會紅腫，但總比敞著強。
他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戰場上見過比野人山更惡劣的行醫條件。沒有燈，沒有水，沒有一張能讓人平躺的床。傷員躺在溼漉漉的腐葉上，傷口泡在泥水裡，螞蟥從西面八方爬過來往紗布裡鑽。他跪在泥地裡做清創，膝蓋泡得發白發脹，一跪就是半個時辰。
那天晚上林驍把老王按在岩石上，用燒紅的刺刀切開膿腫的小腿。沒有麻藥。老王嘴裡咬著的皮帶被嚼出了深深的牙印。吳伯跪在旁邊遞草藥汁——那是他用幾種在叢林裡臨時找的消炎藥草搗爛了擠出來的汁水，味道苦得連他自己都反胃。林驍的手穩得像一臺機器，從頭到尾沒有抖過一次。吳伯看在眼裡，什麼也沒說，但心裡翻江倒海。
他行醫二十多年，見過各種各樣的病人。但林驍是第一個讓他感到震撼的人——不是震撼於他的醫術，而是震撼於他在沒有任何醫療條件的情況下，依然敢做、能做、做成一臺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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