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陳大姐說的那句話：“我知道老太太一個人也不容易。但誰來體諒我？”
他想起值班民警說的那句話：“法律規定了不了人心。”
他把報告放在一邊，給省公安廳廳長打了一個電話。
“老周，我想在新華路派出所搞一個試點。”他說。
“高書記，您說。”
“試點名稱叫‘矛盾糾紛非強制調解前置機制’。
具體做法是：對第一次報警的矛盾糾紛類警情，不首接進入行政處罰程式，而是先由派出所‘調解員’介入——這個調解員，不是民警，而是從社群招募的、有調解經驗的退休幹部、老教師、律師志願者。
他們負責在48小時內上門回訪當事人，聽訴求、講情理、找方案。
調解成功的，備案存檔；調解不成的，再轉入行政處罰程式。”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
“高書記，這個想法很好，但……”公安廳長語氣有些猶豫，“調解員的資質誰認定？調解結論有沒有法律效力？萬一調解不成，反而激化矛盾，責任誰擔？”
高育良早就預料到這些問題：“資質由司法局認定，組織崗前培訓和年度考核。
調解結論不具有強制效力，但可以作為後續行政處罰或司法調解的參考依據。
責任問題——只要調解員不是故意違法、不是重大過失，由派出所承擔兜底責任。
具體的容錯條款，我讓政法委起草，和公安廳、司法廳聯合發文。”
電話那頭又沉默了幾秒，然後傳來一聲輕輕的嘆息：“高書記，您這是要在我們公安系統裡搞‘試驗田’啊。”
“不是試驗田。”高育良說，“是探路石。探成了，全省推廣；探不成，責任我擔。”
二月二十，新華路派出所正式掛牌成立“矛盾糾紛調解工作室”。辦公室只有十五平方米，兩張桌子、幾把椅子、一盆綠蘿。牆上掛著一塊匾，寫著西個字：“聽你說完”。
首批招募的調解員共七人：一位退休的街道辦事處副主任，一位六十五歲的退休中學語文教師，一位曾當過二十年村支書的農民（現隨子女進城生活），一位執業十年的律師，一位社群裡公認的“熱心腸老大姐”，還有兩位——是從省城一所高校心理學系招募的研究生志願者。
掛牌當天沒有儀式。高育良只是站在門口看了一會兒，然後對派出所所長說：“三個月後，我來聽你們的案例。”
就在漢東內部“破冰”工作艱難推進的同時，那條環太平洋基金的技術線，卻陷入了更深的水域。
暫停除錯的三天裡，老楊帶著團隊，把那堆溝通記錄從頭到尾過了三遍。
他們發現，德方在“自適應模組”問題上的隱瞞，並非孤立事件。
早在專案啟動階段，對方提交的技術方案中，就有多處使用了“可最佳化”“可定製”“可根據客戶需求調整”等模糊表述。
只是當時中方團隊急於推進專案，沒有逐條深究。
“這是套路。”老楊在內部覆盤會上說，“不是針對我們，是他們應對所有新興市場的通用策略——先用模糊承諾拿下合同，落地後再用‘技術保護’‘商業機密’當擋箭牌，能擠一點是一點。”
“現在怎麼辦？”有人問。
老楊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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