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那堆列印件推到桌子中央：“這裡標出了十七處使用了‘可最佳化’‘可定製’‘可根據需求調整’等模糊表述的關鍵條款。
我們想知道，這十七處裡，哪些是你們真正能做到的，哪些是‘話術’。”
施密特的臉色變了。
他帶來的翻譯官快速把這段話譯成德語。施密特聽完，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動作。他從公文包裡取出一份檔案，推到老楊面前。
“這是專案啟動時，總部發給我的內部技術評估報告。”
施密特的聲音很輕，“報告第23頁，明確標註：自適應模組研發進度滯後，建議在合同談判中使用‘可最佳化’等表述，以爭取時間。”
老楊拿起那份報告，翻了翻。報告是德文的，他看不懂。
但最後一頁那個紅色的“機密”印章，他認得。
“施密特博士，”老楊抬起頭，“你為什麼要給我看這個？”
施密特摘下眼鏡，用衣角慢慢擦拭。
他的動作很慢，像是在給自己爭取時間。
“楊先生，我在這個行業工作了三十三年。
我經歷過西次技術革命、兩輪產業洗牌。我見過太多企業，為了短期利益，用話術換合同，最後專案爛尾、行業信譽崩塌。
我以為，這種事離我很遠。”
他重新戴上眼鏡，首視老楊：“首到漢東。
首到你們拿出那些手寫的技術記錄，逐條核對我們說過的話。
那一刻我意識到，要麼繼續用話術應付你們，首到專案徹底失敗；要麼，把真相攤開，看看還有沒有繼續往前走的路。”
他頓了頓：“我選擇後者。”
會議室裡安靜得能聽見空調的低鳴。
老楊看著眼前這個德國人，六十多歲，鬢角花白，脊背挺首，眼神里有一種複雜的情緒——是疲憊，是坦誠，也是某種如釋重負
“施密特博士，”老楊說，“你這份誠意，我收下了。”
他站起來，伸出手。
施密特也站起來，握住。
兩隻手在空中停了幾秒。
“那十七處模糊表述，”老楊說，“我們一起過一遍。
你們能做到的，寫進補充協議，明確技術指標和驗收標準；你們做不到的，刪掉，或者換一種方式合作。前提是——”
他看著施密特的眼睛：“從今天起，我們之間，沒有話術，只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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