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複雜。”
莫里森翻了翻手裡那疊厚的筆記，“粗略分一下的話，大概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大概有二十多個人，是真正在猶豫的。他們既怕得罪選民（投贊成票），又怕得罪領導層和金主（投反對票）。這些人是最好爭取的——他們需要一個“臺階”，需要一個能讓他們回去跟選民解釋的理由。如果我們能在法案裡塞進幾條“保護納稅人”的修正條款，給他們一塊遮羞布，他們很可能會倒向我們這邊。”
“第二種，大概三十多個人，說的是“我傾向贊成，但我需要回選區聽聽意見再做最後決定”。”
莫里森停頓了一下，露出了一絲猶豫的表情。
“這些人……坦白說，我不太確定。他們在電話裡的態度很友好，不像那些鐵桿反對派那樣衝你吼。但他們也從來不給你一個明確的“Yes”。他們總是說“我理解大局”、“我知道法案很重要”，但最後總會跟一句“讓我週末回去再想想”。”
“你覺得他們週末回去之後，會怎麼“想”？”布朗特追問。
莫里森沉默了兩秒。
“說實話，布朗特先生，我不知道。”
他的誠實在這間充滿了政治話術的密室裡顯得有些刺耳，“這取決於他們回到選區後，面對的是什麼。如果選民情緒還算平靜，如果沒有大規模的抗議，他們也許會按照之前的“傾向”投贊成。但如果……”
他沒有把話說完。
“第三種呢？”布朗特追問。
“第三種，大概十幾個人。”莫里森的語氣裡帶上了一絲無奈，“這些人，對我們的電話，根本……不接。或者接了，就說“我很忙，改天再聊”，然後掛掉。我們甚至聯絡不上他們。”
“聯絡不上？”布朗特皺起了眉。
“有幾個己經提前回選區了。”莫里森攤了攤手。
“還有幾個……我懷疑他們是故意在躲我們。他們不想在表決前，被我們逼著表態。因為一旦他們對我們說了“Yes”，就等於在黨鞭面前立下了軍令狀，週一就不好反悔了。”
布朗特靠回椅背捏了捏太陽穴。
他做了幾十年的黨鞭工作。他太熟悉這種遊戲了。
那些“不接電話”的人，幾乎可以肯定，是準備在週一投反對票的。他們只是不想提前暴露自己的意圖，以免在這幾天裡承受來自領導層的巨大壓力。
而那些說“讓我週末回去想想”的人……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不是在“想”，而是在等。他們在等著看，選區的風向到底有多大。如果風小，他們就投贊成（配合領導層，換取未來的利益）；如果風大到他們扛不住，他們就會在最後一秒反水，而且不會告訴你。
這就是美國眾議院：每一票，都不是靠“理想”或“大局觀”來決定的。每一票的背後，都是一筆精密的、關於“這一票對我的連任有什麼影響”的個人政治計算。
布朗特睜開了眼睛。
“好。”
他的聲音恢復了冷酷的務實，“從現在到明天下班之前，我們集中火力，攻那七十九個人裡的前兩種。尤其是第一種，那些需要“臺階”的。”
“告訴他們，法案的最終版本，當然會加上“納稅人利益保護條款”和“高管限薪條款”。這些是佩洛西那邊堅持要加的，我們同意了。把這個當作他們向選民解釋的擋箭牌——“我不是在救華爾街，我是在保護納稅人的利益”。如果他們希望加入額外的條款，都可以談。”
“對那些要“委員會席位”和“競選資金”的，該許諾的許諾，該暗示的暗示。不要吝嗇。這是一場只能贏不能輸的仗。”
“至於那些不接電話的——”布朗特的眼神冷了下來，“發郵件。如果郵件也不回，就讓他們選區的地方黨部主席去找他們。讓他們知道，如果這次法案因為他們的缺席而出了岔子，領導層會記住的。”
“是。”莫里森和其他幾位助理紛紛點頭，抓起了各自的手機和那疊厚厚的筆記，準備回到各自的格子間裡，繼續那場漫長的、一個一個打出去的“電話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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