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時間，大洋彼岸的另一端。
首都。西城區金融街。
一棟不掛任何標識的灰色辦公樓裡，一場沒有出現在任何公開日程上的會議剛剛結束。
參會者只有西個人。
他們的名字不會出現在這個故事裡。
但他們的級別，用一種最簡潔的方式來描述：在這個國家的金融決策體系中，他們是距離最終拍板者最近的那一層人。
會議室的桌上，攤著三份檔案。
第一份是新華社內參的特別增刊，標題用紅色加粗標註：《美國次貸危機深化與“兩房”風險：對我國外匯儲備安全的影響評估》。
第二份是外管局（國家外匯管理局）下屬研究部門編制的一份內部報告，封面印著“機密”字樣：《我國持有美國政府支援企業（GSE）債券的風險敞口分析》。
報告的第一頁，用一個極其醒目的紅色方框，框出了一個數字：
中國持有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相關債券總額：約5,100億美元。
五千一百億美元。
這個數字佔中國當時全部外匯儲備的將近三分之一。
第三份檔案，被壓在前兩份的下面，看起來像是被某個參會者隨手帶進來的附加材料。
那是遠星資本那封公開信的中文翻譯版。
不是新華社的內參翻譯——那個版本措辭更加官方、更加中性。
這是一份由外管局研究部的年輕分析師自行翻譯的版本，在關鍵段落旁邊附著詳細的背景註釋和資料交叉驗證。
翻譯者在最後一頁的空白處，用鉛筆寫了一段話：
“該信作者Lance Walker（陸澤），系遠星資本創始人，2008年內連續精準預判貝爾斯登崩盤、原油見頂及IndyMac倒閉。其對美國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判斷，截至目前己獲得多次市場驗證。
信中關於“金融機構資產估值不透明”及“短期融資結構脆弱性”的警告，同樣適用於兩房。建議在評估兩房債券持倉風險時，將該信中提到的分析框架作為重要參考。”
這份翻譯稿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層的內部傳遞，最終出現在了這張會議桌上。
會議的內容極其簡短。
沒有PPT，沒有冗長的彙報，沒有各部門之間的推諉和扯皮。
在座的西個人都是在這個體系裡浸淫了二三十年的人。他們不需要別人來告訴他們事情有多嚴重。他們自己就是那些平時告訴別人事情有多嚴重的人。
一位年長者翻完了外管局的那份報告，把老花鏡摘下來，放在桌上。
“五千一百億。”他重複了一下這個數字，語氣極其平淡，就像是在唸一個電話號碼。
但在座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電話號碼後面連著什麼——連著中國幾十年改革開放積累的外匯家底中最厚的那一塊。
“這些債券的信用基礎是什麼？”年長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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