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貝拉沉默了幾秒。
“你不是在為當下的市場而發聲。”
她說，聲音很輕，“你還是在為以後做準備。”
“那份宣告的主要功能，”
陸澤說，“不是讓今天的市場跌兩個點或者漲兩個點。它的功能是，在三個月後、六個月後、一年後，媒體寫書、當公眾需要一個故事來解釋“為什麼我失去了房子和工作”的時候——”
他看著窗外。
“那個故事裡需要角色。需要先知，需要惡棍，需要受害者。
公眾不會去讀美聯儲的三百頁報告。他們不理解ISDA、不理解CDS、不理解為什麼保爾森有槍但不能開。他們需要一個簡單的故事。”
“你要當那個先知。”伊莎貝拉說。
“某種程度上，我己經是了。但七月份的公開信太早了。”陸澤笑了笑。
“它建立了信譽，但它離雷曼的死亡太遠。兩個月的時間差讓人們可以爭論“是不是巧合”。”
他轉回頭看著伊莎貝拉。
“但如果在雷曼倒閉前兩三天，有人公開說了“違約會傳染整個系統”，而且說這話的人是己經被驗證過三次的人，而且政府甚至發了宣告來回應他——”
“然後雷曼還是倒了。”伊莎貝拉接上，“然後系統真的崩了。”
“那麼這個故事就變成了什麼？”
伊莎貝拉的嘴巴微微張開。她的大腦正在以極快的速度處理這個敘事邏輯。
“故事變成了……“有人在災難發生前三天就警告了政府。政府甚至公開回應了他的警告。但政府什麼都沒做。然後災難發生了。””
“公眾喜歡簡單的故事。”
陸澤說，“他們不會理解美聯儲的法律約束。不會理解保爾森的政治困境。不會理解巴克萊被英國FSA卡住的程式性障礙。他們也會忘記，在當下正是他們自己——選民、納稅人——在透過國會給保爾森施加“不準用公共資金救華爾街”的壓力。”
他的語氣很平靜，像是在陳述一個物理定律。
“他們只會接受一個有明確好人和明確壞人的敘事。然後把失去工作、失去房子、失去退休金的怒火，傾瀉在那個“壞人”身上。”
伊莎貝拉的眼睛微微睜大了。
“所以你的宣告不是盾牌。”她說，“它比盾牌更大。”
“七月份那封公開信是盾牌。”
陸澤說，“它的功能是在聽證會上讓人無法指控我。但那是防守。”
“這一次呢？”
“這一次——”
陸澤的嘴角有一絲極其細微的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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