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為全球的航空公司提供飛機租賃和保險。它的證券借貸業務牽扯著無數養老基金。它的觸角伸進了這個國家——不，這個世界的經濟血管的每一個角落。
保爾森合上檔案，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昨天他對那些華爾街CEO說的話。“如果我們每次都兜底，華爾街就永遠學不會什麼叫後果。”
那句話在二十西小時前聽起來擲地有聲，充滿了原則和勇氣。
現在聽起來像一個天大的諷刺。
因為AIG手裡攥著的，根本不是華爾街的賭注。
AIG手裡攥著的，是一億個普通美國人的人質。
如果他讓AIG像雷曼一樣死去，如果他堅持他那個“道德風險”的原則，那麼死的不會是幾個穿著定製西裝的銀行家。死的會是退休的教師、領養老金的警察、攢錢供孩子上大學的工人。死的會是這個國家本身。
保爾森睜開眼睛，拿起了桌上的電話。
凌晨快一點了。但他知道，今晚沒有人能睡。
凌晨一點十五分。
電話會議接通了。
線路的另一端，是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從他在華盛頓的家中；以及紐約聯儲行長蒂姆·蓋特納，從他在紐約的辦公室，他這兩天根本沒回過家。
“本，蒂姆，”
保爾森開門見山，聲音沙啞，“AIG的東西你們都看到了。”
“看到了。”
伯南克的聲音很輕，帶著學者特有的那種剋制，但剋制底下是一種保爾森能清楚聽到的疲憊。
“我看了三遍。”
“然後呢？”
電話裡沉默了幾秒。
“漢克，”
伯南克緩緩地說，“我研究了一輩子大蕭條。我寫過的每一篇論文，都在試圖回答一個問題——1929年到1933年，本來一場可以被控制的衰退，是怎麼變成一場摧毀了整整一代人的大蕭條的。”
他停頓了一下。
“答案是：連鎖的違約。一家銀行倒下，引發對另一家銀行的擠兌，然後是第三家、第西家。信用像血液一樣從整個經濟體裡被抽乾。沒有人出手阻止那第一塊塊多米諾骨牌。”
“我們己經讓第一塊倒下了，雷曼。而AIG，”
伯南克說，“可能是第二塊，最大的一塊。它比1929年的任何一家機構都大，連線得都深。如果它今天倒下，我不認為我們看到的會是一場衰退。我認為我們會看到的是1929年的重演。不，更糟，可能把整個世界的經濟都拉入蕭條。”
保爾森揉了揉太陽穴。
“所以我們必須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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