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溟書》第七十一章 論戰(一)(1)

作者:五十而已·3個月前

謝道韞與江南世家子弟坐在前排一側特意安排的位置,她能感受到身後那些同族或盟友投來的、混合著期待與審視的目光,也能感受到身側張彤雲那幾乎屏住的呼吸。她輕輕握住袖中一枚溫潤的玉佩,指尖微涼。

一位來自長安、以精通鄭玄經學著稱的老博士率先發難,他鬚髮戟張,聲音洪亮,首指核心:“冉州牧。你倡言‘心即理’,將至高天理歸於方寸人心,豈非置聖人經典、三代禮樂於無地。若人人心中自有一‘理’,豈非各行其是,天下大亂。此論,悖逆聖人‘克己復禮’、‘格物致知’之教,動搖綱常根本!”

聲浪為之一定,無數目光聚焦冉操。

冉操端坐未動,聲音清晰平和,卻奇異地壓過了嘈雜:“先生所慮,在於‘理’之源頭與標準。敢問先生,聖人作經典,制禮樂,其源頭何在?可是憑空而生?”

老博士一愣:“自然源於天道,體察人情。”

“然也。”冉操頷首,“天道幽遠,人情切近。聖人亦是人,其‘體察’‘作制’之心,是否亦是‘人心’?其心與常人之心,本源是否相通?若不相通,聖人何以知人情,制禮樂?若相通,則聖人能由此心見天理,常人何以不能?‘心即理’,非謂私慾橫流之心,而是人人本具的、能知善知惡、能明天道、能體人情的‘良知’之心。經典禮樂,正是古聖先賢此心發明之跡,是路標,是地圖,而非道路本身。若只死守路標地圖,而不識自家心中有尋路之能,乃至以路標地圖為唯一道路,豈非捨本逐末?”

以“尋路”為喻,巧妙地將“心”置於本源和能動位置,而將經典禮樂降為工具和成果,既未否定其價值,又從根本上動搖了其絕對權威。堂下一片騷動,有人深思,有人怒目。

一位江南名士起身,風度翩翩,言辭卻犀利:“即便如州牧所言,心能知理。然則州牧‘知行合一’之說,更是荒謬。知與行,分明是兩事。知在事先,行在事後;知為體,行為用。譬如知火燙而後避之,豈有不知而避之理。州牧混淆體用先後,恐是未明‘格物致知’真義!”

冉操淡然一笑:“請問先生,您此刻‘知’我在與您辯論,此‘知’從何而來?可是事先懸空有一個‘與冉操辯論之知’,然後您才行‘起身發問’之舉?還是說,您‘起身’、‘開口’、‘思辨’這一連串‘行’的當下,那‘知’才清晰呈現?離了您起身發言之‘行’,那個孤懸事前的‘與冉操辯論之知’,究竟是何模樣?可摸得著,看得見?”

他頓了頓,語氣轉沉:“‘知火燙而避’,先生只看到‘知’在先。然則,最初那個‘知火燙’之知,從何而來?必是曾經有‘觸火’或‘見人觸火’之‘行’,方生此‘知’。可見,離行無知之源。而既有‘火燙’之知,則‘避火’之念(亦是行之始)隨之而起,片刻不容間隔。真知必含行之始,真行必是知之成。離行言知,是空想;離知言行,是盲動。‘知行合一’,是說知行本是一事之兩面,如手心手背,豈可割裂?若如江左某些清談,知‘忠孝仁義’而毫無踐行之念,甚至行相反之事,那所謂的‘知’,不過是口耳之間的虛響,是最大的‘不知’!”

以“辯論”本身為例,鮮活有力地反駁了知行割裂論,更暗中刺中了江南清談弊病。那位名士臉色微變,一時語塞。謝道韞帷帽下的唇線輕輕抿緊,這番話,像針一樣刺入了她的心底。

攻擊接踵而至。一位恪守古禮的河洛儒生憤然道:“縱然知行有些關聯,然州牧‘致良知’之說,更是危害甚大!若人人只憑自家‘良知’判斷,還要禮法何用?禮乃先王所制,經緯天地,豈容以個人私心裁量?譬如守喪三年,乃天下通禮,若依州牧之說,是否人人皆可因‘己心’而不守?”

這個問題極為尖銳,首指社會秩序核心。所有人都屏息看向冉操。

冉操神色肅然,起身,對著提問者方向微微一揖:“先生問得好,觸及禮法根本。請問先生,先王制‘守喪三年’之禮,其本心為何?”

“自然是表達哀慼,慎終追遠!”

“正是。”冉操目光湛然,“禮之本,在‘情’,在‘敬’,在‘誠’。‘守喪三年’是外在形式,其核心是子女對父母的深切哀思需要時間來表達和沉澱。若有人,父母去世,哀痛徹骨,三年不足以平復,守之,是禮,亦是真情流露。但若有人,與父母早己情義斷絕,或父母生前備受其虐待,心中無哀只有釋然,卻強守三年虛文,哭嚎做戲,欺人欺己,這難道是‘禮’嗎?這恰恰是最大的‘非禮’!是戕害真情,是虛偽表演!”

他聲音提高,帶著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致良知’,正是要人迴歸這份真情實感。良知自知哀樂,自知誠偽。它告訴我們,禮是表達真情、維繫人倫的‘用’,而非禁錮人性、扼殺真心的‘枷鎖’!若拘泥形式而喪其本心,便是捨本逐末,買櫝還珠!先王制禮,若知後世以此僵死之形式扼殺活人之真情,恐亦會嘆息!”

冉操環視全場,緩緩道:“‘致良知’,不是否定禮法,而是追求禮法背後那份真實的、活的‘理’與‘情’。它要求我們在面對禮法時,不是機械遵從,而是用自己的良知去體貼、去衡量、去踐行那份最合宜的‘真情實意’。這非但不是破壞秩序,反而是讓秩序建立在更堅實、更人性化的基礎上。”

這番論述,既維護了禮的精神核心,又打破了其僵化形式,將道德判斷的最終依據,巧妙地引向了內在的、普遍的“良知”。許多年輕學子眼中放出光彩,而保守者則面色灰敗。

最後,一位出身江南頂級門閥、神色傲岸的青年起身,語帶譏誚:“州牧‘滿街聖人’之語,最為可笑!聖人心懷天下,德配天地,豈是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可妄稱?此說,非但褒瀆聖人,更是混淆貴賤,惑亂人心!莫非在州牧看來,那田間耕作之老農,坊間鍛鐵之匠戶,亦可與孔孟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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