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軍把信遞給他。信封上沒有收件人姓名，只寫著“內詳”兩個字。信封己經被打開了，裡面的信紙只有一頁，字跡潦草，但能辨認。
“老弟，事情有變，糧站的會計查到了不少東西，可能要壞事。老碼頭那邊你先不要去了，等我的訊息。你手裡的貨儘快出手，不要再收新貨。錢款暫存在你那裡，等風頭過了再分。李。”
“這是李偉寫給林德財的信？”陸徵皺了皺眉。
“應該是。林德財說他收到過李偉的一封信，讓他不要再來城西倉庫。但他沒有把信交出來，說怕被牽連。”趙建軍說，“現在信在我們手裡，可以和林德財對質。”
“還有這幾頁紙，是從一個筆記本上撕下來的。”趙建軍把幾頁皺巴巴的紙遞給陸徵，“上面記著一些數字和人名，像是李偉的私賬。”
陸徵接過那幾頁紙，一頁一頁地看。第一頁上寫著幾行字——“老林，1200斤，300元；老王，800斤，200元；城南客戶，1500斤，450元”。第二頁上寫著一些人名和數字，有些被劃掉了，有些旁邊打了問號。第三頁上寫著“老陳，必須解決，時間不等人”。
最後一頁上，只有一行字——“如果出事，所有責任推給趙剛。他膽小，不會翻供。”
陸徵的手指停在這行字上。李偉不僅策劃了謀殺，還策劃瞭如何嫁禍於人。趙剛只是他棋盤上的一顆棋子，用完了就可以扔掉。如果不是趙剛主動交代，如果不是老陳留下了完整的證據，趙剛很可能會成為替罪羊。
“這個人，心狠手辣到了這種程度。”趙建軍搖了搖頭，“他連自己的同夥都不放過。”
陸徵把所有的證據整理好，裝進證物袋。他看了一眼坐在沙發上的孫秀蘭，她一首沒有動，一首低著頭，不知道在想什麼。
“孫大姐，這些東西，你見過嗎？”陸徵把紙條和那幾頁紙放在她面前。
孫秀蘭抬起頭，看了一眼，眼淚又流了下來。她搖了搖頭，聲音沙啞：“沒見過。他從來不讓我看他的東西。我不知道他有存摺，不知道他寫了這些東西。我以為他只是……只是一時糊塗，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我不知道他連殺人都計劃好了。”
陸徵看著她的眼淚，沒有說話。孫秀蘭的話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己經不重要了。證據己經說明了一切。
兩人把搜到的證據帶回刑偵隊，和技術科的人一起逐一登記、拍照、封存。紙條上的筆跡需要和李偉以往的字跡做比對；鑰匙上的“鐵櫃”需要查明指向哪裡；存摺需要去省城銀行調取開戶記錄和存取明細；皮鞋需要和城西倉庫的腳印做比對。
這些工作都需要時間，但陸徵知道，它們只會讓證據鏈更加堅固，不會改變案件的性質。
傍晚，陸徵一個人回到了文化館。他把今天搜到的證據照片攤在桌上，一張一張地看著。那張寫著“如果出事，所有責任推給趙剛”的紙，像一根刺一樣紮在他的眼睛裡。
李偉的心機之深、謀劃之細、手段之狠，在他二十多年的辦案經歷中都是罕見的。這個人不是一時衝動殺了人，而是像做數學題一樣，一步一步地計算著每一個變數，提前準備了好幾條後路，甚至在殺人之前就己經想好了如何嫁禍於人。
但他算漏了三樣東西——老陳的日記、老陳的掛號信、以及他自己的便條和紙條。
老陳的日記是老陳留給世界的最後一份禮物；老陳的掛號信是老陳從墳墓裡伸出的手；而李偉自己的便條和紙條，是他親手遞給警方的刀。
陸徵在筆記本上寫道：“李偉家中的隱秘線索——存摺、便條、鑰匙、皮鞋、信件。每一項都需要進一步核實，但每一項都指向同一個結論：李偉是有預謀、有計劃、有準備的謀殺。他不是被逼無奈，不是一時衝動，而是冷靜地、理性地、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犯罪。”
寫完之後，他看著這行字，沉默了很久。
李偉是惡人，這毫無疑問。
但陸徵也在想一個問題——如果糧站的制度執行得更嚴格一些，如果張誠沒有推諉，如果趙剛早些開口，如果劉梅的報告沒有被忽視，如果那些保持沉默的人中有一個人說出了自己的懷疑——李偉還能在三個月的時間裡倒賣六千八百斤糧食嗎？他還能在三十七天的時間裡從容地策劃一場謀殺嗎？
答案是：不能。
李偉的惡，是制度的裂縫和人性的軟弱共同滋養出來的。他有罪，但責任不全在他一個人身上。
陸徵合上筆記本，關掉檯燈，在黑暗中坐了很久。月光從窗戶透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個模糊的光斑。那個光斑慢慢移動，從桌角移到椅腳，最後消失在牆角。
明天，他要去省城銀行核實李偉存摺的開戶記錄。也許在那裡，他還能找到更多的線索。
那些線索，也許能告訴我們，李偉到底是怎麼一步步變成李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