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窗外面是什麼？”
“是一個小院，堆著雜物。從那裡可以繞到宿舍樓後面，然後從側門出去，不會經過大門。”小陳說，“側門平時鎖著，但鎖很舊，用力一推就能開。我們檢查過，鎖上有新鮮的劃痕。”
這就意味著，王麗完全可以在不被人看到的情況下出門。
“還有，”小陳繼續說，“我們查了王麗的銀行賬戶。她有三個賬戶：一個是工資賬戶，每月存入六十二元；一個是儲蓄賬戶，餘額八百五十元；還有一個是活期賬戶，最近三個月有五筆現金存入，共計三百二十元，都是週末存的。”
“三百二十元……”陸徵計算著，“她每月工資六十二元，三百二十元相當於五個月的工資。這些錢從哪裡來的？”
“可能是‘辛苦費’。”趙建軍說，“她承認孫大海給她一部分倒賣票證的錢作為辛苦費。這三百二十元可能就是贓款。”
“但問題是，”陸徵指出，“如果她和孫大海是合夥關係，為什麼還要殺他？除非分贓不均，或者孫大海威脅她。”
“威脅什麼？”
“可能是威脅舉報她。”陸徵分析，“孫大海如果被逼急了，可能用舉報來威脅王麗，讓她負責那五張腳踏車票的錢。王麗拿不出錢，又怕事情暴露，可能鋌而走險。”
這個推理合理。但還需要證據。
“王麗租的那個房子，還有沒有其他發現？”趙建軍問。
“有。”小陳說，“我們在房子裡發現了一個小日記本，裡面記錄了一些日常開支，還有幾句話很有意思。”
他拿出一個證物袋，裡面是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翻開其中一頁，上面寫著：
4月15日，孫又催款，說最遲月底。我哪有錢？他說不還就舉報。怎麼辦？
4月16日，約了晚上談。最後一次機會。
日期是西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正是案發前一天和當天。
“這是王麗的字跡嗎？”陸徵問。
“技術科比對過，是她的。”小陳說，“而且日記本放在房子的抽屜裡，和賬本在一起。”
這就很關鍵了。日記顯示，孫大海在案發前一天催款，威脅舉報。王麗寫道“怎麼辦”，顯示她的焦慮和無助。案發當天，她約孫大海晚上談，說是“最後一次機會”。
“約在哪裡談？”趙建軍追問。
“日記裡沒寫。”小陳說，“但結合其他線索，很可能就是在供銷社倉庫。王麗以對賬或交錢為理由，約孫大海晚上到倉庫見面。”
陸徵走到黑板前，用粉筆寫下新的時間線：
4月15日：孫大海催款，威脅舉報
4月16日：王麗在日記中寫“約了晚上談，最後一次機會”
19:30：孫大海在紅旗飯店接到王麗電話（推測）
20:00：孫大海離開飯店
21:00-23:00：王麗與孫大海在供銷社倉庫見面（推測）
23:00-01:00：孫大海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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