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薛亮。
九八年夏天，我剛從京城邊上某縣裡的中學畢業。
說是縣，其實就是大一點的村子，地名換了好幾茬，我著實記不起來。按地理位置來說，差不多是現在的燕郊地界。
高考成績放榜那天，我家老爺子盯著縣裡的告示欄，一言不發，吧嗒吧嗒地抽著旱菸。
我心裡清楚這分數實在難看，也沒好意思說話。
老爺子抽完了煙，轉過頭，語重心長地對我說：
“一會兒，送你去見閻王。”
回去之後，我被吊在村口大樹上，父親的皮帶呼嘯了整整四個鐘頭。
考砸歸考砸，日子總得過。那年頭也沒啥職業技術學院，想學門手藝混口飯吃，得跟著人家從學徒工幹起。
學徒期間，吃喝自理。
老爺子是有這心思，奈何家裡供我念完三年中學，早就窮得連糊窗戶的報紙都買不起了。
當天我嘴賤多吃了半個饅頭，又捱了半個點皮帶。
村長曉得老爺子的暴脾氣，一半是可憐我，一半是真怕鬧出人命，便拉著我到城裡一家拖拉機廠，想讓我給人家當個學徒。
老闆抬眼一打量，見我生得細皮嫩肉，直接擺手：“讀書人不是幹這行的料，吃不了苦。”
我黑著臉告訴村長：“勞駕告訴老爺子，就說我在城裡當上學徒了。”
村長嘆了口氣，勉強應下。
就這麼著，九八年的京城街頭，多了名盲流子，用現代的話說，叫街溜子。
這一溜達，就是整整三個月。
三個月裡，我在建築工地幹過小工，在餐館後廚刷過碗，眼瞅著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也聽慣了衚衕口光膀子大爺罵街的老京片兒。
不管怎麼說，人總算沒餓死，但錢，屬實是分幣沒掙著。
那年冬天，正好趕上國企改制，大批工人下崗。
我看著報紙上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新聞，守著燒煤球的小爐子，有一下沒一下地扒拉著鍋裡的白菜湯。
門簾一掀，進來個乾瘦青年，自顧自地拿起桌上的春城煙，吞雲吐霧：“亮哥，以後別去城西那家廢品站了，老闆忒黑。”
說話的是阿歡，大名叫李尋歡，我在工地認識的山東小夥，家裡娃多地少，跑出來打零工謀生，算是最早的“北漂”一代。
這小子居無定所，屬於常年在天橋底下撂地鋪的選手，一來二去混熟了，我倆索性跟工地租了個鐵皮箱。
房租一百五，一人一半。
“咋了？”我抬眼看向他。
阿歡吐了個菸圈，一臉不忿：“俺今兒個拿紙殼子去賣，老闆非說泡了水，愣是扣了俺八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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