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卿走後，朱祁鈺在東暖閣裡踱了幾步，忽然推開殿門，對候在廊下的興安道：“去戶部，把近十年的賦稅黃冊提要搬來，朕要看。”
興安愣了一下：“陛下，那東西堆了小半間屋子……”
“挑緊要的搬。商稅、鹽課、鈔關的，都搬來。”朱祁鈺說完，又補了一句，“再叫兩個識數的書吏來，幫朕核數。”
興安不敢多問，躬身退下。
不到半個時辰，乾清宮東暖閣的地上就堆了十幾摞賬冊。兩個戶部老書吏站在門檻外，戰戰兢兢地等著傳喚。
朱祁鈺坐在案後，一本一本地翻。
他前世好歹也是大學畢業的，對數字和賬目還是有點概念的。
雖然大明的記賬方式原始而混亂，但架不住他看得仔細，哪一年的鹽課實收是多少，哪一處的鈔關定額是多少，哪一府的商稅解庫是多少，他一筆一筆地看，一頁一頁地翻。
越看，眉頭皺得越緊。
正統十西年，也就是去年，大明全國商稅總收入，摺合成白銀，不到六十萬兩。
其中鹽課是大頭，佔了五十萬兩。鈔關稅銀，一萬兩千兩。門攤稅、塌房稅、工關稅、契稅、牙稅……零零碎碎加起來，不到五萬兩。
堂堂大明朝，從遼東到雲南，從甘肅到福建，萬里疆域，億萬生民，一年的商稅，居然只有六十萬兩不到。
而宋朝呢？宋朝的商稅收入，最高峰時佔到了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即便是南宋偏安一隅，一年商稅也有數千萬貫。
朱祁鈺放下賬冊，沉默了很久。
他不信大明的商業比宋朝差。江南的絲綢、景德鎮的瓷器、蘇松的棉布、兩淮的鹽、福建的茶、廣東的鐵。
這些東西在南北各地流通，商路縱橫，市鎮繁榮。
光是一個蘇州府，一年的商業流水恐怕就不下數百萬兩。
可朝廷一分錢都收不到。
錢都去了哪裡？
朱祁鈺翻著各省解庫的記錄，漸漸看明白了。
問題不在商業本身，而在徵收體系。
大明的商稅徵收，簡首是一筆糊塗賬。鈔關定額混亂，有的關卡執行三十稅一，有的是五十稅一，有的乾脆沒有定額，全靠地方官“酌情”徵收。
稅課司的官員全是吏員出身，沒有品級，沒有前途，幹一輩子也就是個稅課大使，自然沒有動力認真徵收。地方官更不把商稅當回事，反正收多了也不歸自己，收少了也沒人追究。
更關鍵的是，朝廷自己根本沒把商稅當回事。
大明的財政收入，主體是實物稅。田賦收的是糧食、絲綢、布匹，這些實物折成白銀，再加上鹽課，就構成了大明財政的九成以上。
商稅這個科目，在戶部官員眼裡就是個可有可無的添頭，收多收少，根本沒人過問。
唯一的變化，是正統元年三楊主導的金花銀改革，將一部分田賦折徵白銀，這才讓白銀逐漸成為財政的主要結算手段。
但那是田賦的事，跟商稅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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